洪其華

　　評級機構在獲得壟斷地位的同時，還對亞洲等發展中國家評級刻意壓低，使得這些國家企業融資成本高企

　　制定亞洲債券評級標準，將消除國際評級機構對亞洲地區金融市場話語權的壟斷，降低在三國市場上的融資成本，并發展亞洲自己的債券市場

　　發展本土評級機構，建立區域評級標準，打破國際評級機構的長期壟斷，這樣的呼聲在中日韓三國已經越來越響亮。

　　9月14日，中國財政部部長助理朱光耀的批評沒有給國際評級機構留任何顏面。針對三大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在美國次級債危機中的表現，朱光耀認為：“三大評級公司在占有壟斷利潤的同時，對危機的預測預警不及時，或者說是缺位。”

　　而在這背后，正是三大評級機構長期的壟斷作祟。據了解，在全球信用評級市場，穆迪、標普和惠譽3家公司占有的份額超過90%。

　　“評級機構如果每次比投資者的反應還慢，那就起不了多大作用。”上海社科院市場信用研究所副所長馬文洛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如是說。而多起事實證明，三大評級機構確實在風險預警方面滯后。比如，英國巴林銀行破產案、安然財務丑聞、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等。

　　“不光如此，評級機構在獲得壟斷地位的同時，還對亞洲等發展中國家評級刻意壓低，使得這些國家企業融資成本高企。”馬文洛告訴記者。比如，國際上有所謂的“主權上限原則”，就是國際融資活動的評級要以國家主權評級為上限，這樣一來，該國再好的企業也要受到主權評級的限制。“比如說，像寶鋼這樣的好企業，在國際融資時的評級始終上不去。”

　　一個顯然的例子是，

中國經濟高增長和良好發展預期全球為之矚目，但直到2003年年底，標準普爾依然宣布維持其對中國主權信用評級10年不變的BBB級——“適宜投資”的最低限。而事實上，就評級指標而言，當時中國無論是

外匯儲備還是償付能力都優于加拿大、韓國等多數國家。但標普對韓國、加拿大的主權評級分別為A-級和AAA級。

　　由于金融體系的存在與發展是以信用為基礎的，馬文洛指出，評級信息關系到我國金融體系的安危。曾有評論認為，外資評級機構早先對中國大部分銀行評級比較低，等到外資金融巨頭低價參股后，現在又調高級別，外資已經獲利豐厚。“再比如，評級機構通過評級能輕易掌握我國企業的核心信息，而這些信息一旦泄露到競爭對手手中，就會直接危及國家經濟安全。”馬文洛說。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所長李揚認為，國際評級機構基于本國的立場、數據和經驗，作出的評級并不一定適合中國的企業。因此，亞洲國家根據自身國情發展本國的信用評級業、建立本國的評級事業已經勢在必行。

　　“制定亞洲債券評級標準，將消除國際評級機構對亞洲地區金融市場話語權的壟斷，降低在三國市場上的融資成本，并發展亞洲自己的債券市場。”馬文洛說，而現在，三個國家已經開始著手培訓和制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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