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成長新思維
無論是史前文明、大航海時代還是經濟的全球化時期,稟賦結構的提升和調整,不斷注入經濟增長和社會富庶的基因。
這可能是中國數百年來的最好時期。歷經近代史上的閉關鎖國,現代史上的奮發圖強,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厚積薄發,數千年來安守歐亞大陸最東端的中華文明,已作好充足準備,昂首邁向世界。充裕的國家財富、高效的制度優勢、龐大的市場加上開放性戰略,讓中國的比較優勢得到盡情釋放,改革訴求形成強大動力推動著制度更新。
從“一帶一路”、絲路基金、亞投行到亞太自貿區,再到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中國的對外經濟戰略從未如此清晰。打開通往世界的多重大門,為重構亞太貿易規則和推動區域增長開啟新的思維。
《財經國家周刊》抽絲剝繭,為讀者描繪這張歷史圖譜的脈絡和細節。
亞太自貿區路徑圖
一個國家的政治領導力水平,將很大程度上決定這場拉鋸戰的時間表。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聶歐 宋怡青 實習生 張曙霞
每年2萬億美元,這是亞太自貿區(FTAAP)未來的潛在經濟利益。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在《2014年亞太地區發展報告》(下稱《報告》)中說,如果談判質量更高,這一數據還會增加。
“企業是最大受益者。”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表示。但他也擔心,FTAAP可能與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和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等貿易協定產生沖突,“我們需要切實可行的路徑圖”。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獲悉,早在今年4月,決策層就要求對FTAAP作可行性研究,即初擬路徑圖。相關部委隨后給出時間表——2016年年底前完成可行性分析,2020年結束談判。
然而,有專家表示這或許稍顯樂觀了。工程浩大的FTAAP談判,原則之一便是尋求所有成員平等獲益,每一步都需要精準安排。眼下,僅APEC范圍內就有25個合作機制和56個自貿協定,且各經濟體發展水平參差不齊。
具備高度兼容性的FTAAP,很難避免路徑選擇的困惑。
TPP前途
在寧高寧看來,建立新的貿易規則應該先從驅動貿易進程著手,比如清關效率、基礎設施、金融服務和貨幣安排等方面。企業將從整個鏈條中受益,而非其中某一方面,這就需要條理更清晰、更高屋建瓴的國際貿易規則。
“現有的各種協定呈現出‘意大利面碗’狀態,同一企業同一產品,在不同國家需要遵守完全不同的規定。”商務部國際司司長張少剛指出,盡管宗旨都是推動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但亞太地區亟須整合。
智利總統米歇爾·巴切萊特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只要有一種良性的制度安排,眼下的碎片化現狀完全可以改善,從次區域級別、區域級別到全球級別,都能達成有效合作,“現在,南美洲國家聯盟已經能就大部分經貿問題在整個區域達成共識,且既允許在組織內合作,也允許在組織外合作”。
自2009年美國加入TPP以來,TPP在地區覆蓋上與APEC高度重疊,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后者的實效作用。
但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出具報告稱,TPP并不如想象中有效,盡管美國的農業、服務業等將得到一定利益保障,但由此僅能擴大出口規模2%左右,獲得的經濟收益也僅能使GDP增加0.03%-0.07%。
TPP其他成員,不但GDP同比增幅均低于1%,一些東南亞經濟體甚至出現負增長,其貿易條件和社會福利的改善也并不樂觀。如果美國僅限于與TPP成員合作,則區域內總體宏觀經濟可能呈現正效應,但區域外則會明顯受損。
前述PECC《報告》在調研了APEC范圍的600多位政要、學者和商業領袖后認為,三年內TPP能達成合作協議的比例僅占30%,70%擔心TPP將夭折。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國本土存在分歧;另一方面,美國與TPP其他成員的結構性矛盾凸顯。在處理已有雙邊協定上,TPP已分為了兩大陣營——澳大利亞、新加坡、新西蘭主張取代現有雙邊協議,消除“意大利面碗”效應;美國等卻傾向于TPP與雙邊協議等效并行,各成員可自行選擇更有利的貿易規則。這無形中將造成TPP的高質量成為空談。
此外,在農業和勞工等敏感問題上,一些經濟體并不讓步。例如,美澳自貿協定就不包括美國的制糖業和奶產品;新西蘭也至今尚未與美國就奶產品貿易達成共識。有關農業的談判,大多處于停滯狀態。對經濟總量偏小的經濟體來說,工業、紡織、服裝等市場的準入上,也很難做到美國要求的零關稅。
“其實,很多小國是‘搭便車’,并非契合美國的初衷,美國早前設計的路線圖因此一改再改。”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佛瑞德·博格斯坦解釋,前10大貿易伙伴大多都不在TPP陣營,美國還需要“拉選票”。
復星集團首席執行官梁信軍說,早期曾認為TPP是FTAAP的墊腳石,如今看來,可能應該首先對TPP的前景打上問號。
4種路徑
“此次APEC并未敲定FTAAP的詳細路徑,只是開啟了為期兩年的戰略研究,包括成員、涵蓋領域、時間表等問題。”APEC秘書處執行主任艾倫(Alan Bollard)介紹,但TPP和RCEP均是通往FTAAP的不可或缺的途徑,“還包括‘10+3’和‘10+1’等次區域協定”。
PECC《報告》就此給出了FTAAP的4種實現路徑,前兩種分別由TPP或RCEP單個自貿協定演變而來;第三種是撇開這兩者,單設一個FTAAP機構;最后一種是在兩者及其他主要自貿協定的基礎上綜合演變為“傘型協議”,在更大范圍、更廣內容上成立FTAAP。
彼得森報告則將關稅減讓、服務自由化、貿易便利化等多因素納入計量模型,對上述四種路徑可能造成的不同影響作出量化評價。
彼得森估算,至2025年,采取第一種從TPP演變的路徑,將為成員一共帶來740億美元的經濟收益,其中美國240億美元。但如果區域內降為零關稅,則亞洲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產品將擠占中國產品的出口份額,中國和印度將因此分別遭受210億美元和10億美元的利益損失。
不僅如此,印尼、菲律賓、泰國、俄羅斯、歐盟、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等,也在第一種路徑中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經濟負增長。
采取第二種從RCEP演變的路徑,則其創造收益將遠高于第一種,16個成員總收益將達到6440億美元。其中,中國可獲得2970億美元,且RCEP對非成員的出口幾乎不產生沖擊。
該報告進而闡釋說,盡管第一種路徑總收益低于第二種,但如果日本、韓國、印尼、泰國、菲律賓等未來若干年發展平穩,則第一種路徑的收益將達到5000億美元,其中美國和日本將分別高達1080億和1290億美元,中國和印度將分別損失840億和70億美元。
“第三種路徑是另起爐灶,成本過高。”張建平說。TPP與RCEP的競合,實際是中、美、日三國區域經濟戰略的競合,因而FTAAP的最優路徑是兼容并包的第四種。
彼得森報告對第四種路徑作出估算,至2025年,FTAAP將給成員帶來總共14820億美元經濟收益,為第一種路徑的20倍和第二種路徑的2.3倍,且美國和中國從中獲益分別高達2670億和6780億美元,分別占兩國2025年估算GDP的1.3%和3.8%,所有收益指標均遠高于前三種路徑。
并且,日本和韓國也將從中分別獲得2280億美元和1290億美元收益,東盟則將獲得210億美元經濟利益。
“只要最終能走向FTAAP,各成員幾乎都會大幅度增加收益,因而中美兩國會有強勁的動力合并軌道。以多軌道平行擴張并逐步并軌,來實現FTAAP的終極目標。”梁信軍說。
通常,TPP條款被認為更為激進,RCEP則相對適中,且不涉及勞工、環境和政府采購等問題,關稅壁壘也僅是適度減少。不少專家建議,在FTAAP的演變過程中,這兩者在共同涉及的領域可進行整合,各自單獨涉及的領域,則應綜合考慮不同成員的現實狀況。
至于談判中不可避免的分歧,很可能會以中立態度解決。例如關稅問題,就經過APEC成員經濟體的長期磨合,目前已從1989年的16.9%降至2010年的5.8%。
PECC聯席主席坎貝爾(Donald W Cambell)等專家傾向于“就高不就低”,即在兩種標準之間,選擇大部分成員能夠接受的次高標準,或者借鑒WTO[微博]的“WTO+”模式,一方面對不同經濟體以“微調”來因地制宜,另一方面盡量選擇較高標準,促進區域經濟的深度一體化。“只有最深入的一體化,才能實現整個區域的利益最大化”。
“先做了再說”
可以預見,FTAAP的談判將是場漫長的拉鋸戰。坎貝爾調研發現,一個國家的政治領導力水平,將很大程度上決定這場拉鋸戰的時間表。
“我作為總統參加了四屆APEC峰會,今天到中國,才感受到完全不同的政治氛圍。”米歇爾?巴切萊特說,中國拿出了令人嘆服的誠意,相信能最大范圍地實現共贏。
謀篇布局早已開始。峰會前,中國就已對全球價值鏈、全球貿易鏈、亞太經濟技術合作以及“一路一帶”等戰略提前布局。
張少剛表示,這其中包含了多方面內容,首先要對APEC推動FTAAP的可行性研究給出方案,并對如何推進經濟一體化的信息交流等內容提供全方位建議,“一些成員代表在談判能力上差異較大,我們也提前給出了談判能力建設的倡議。”
“不僅是官方,工商界也已開始輔助籌建FTAAP的信息交流機制,舉辦跨國論壇、成立國際項目庫、設立投資咨詢一條龍服務機構等,民間積極性很高。”張力軍介紹,中國具備“全民總動員”的能力。
另外,商務部早在半年多前,就詳細研究了全球價值鏈與全球供應鏈模式,也據此在峰會上提出了兩大倡議——《全球價值鏈發展合作戰略草圖》和建設全球貿易增加值核算戰略數據庫。其目標,是盡快建立起全球價值鏈合作共贏的范例。
商務部的一些實操工作也早已提上日程,例如在上海試點電子口岸示范區及在天津建設綠色供應鏈產業等,并都在此次峰會上達成了共識。
“我們利用大數據,研發出針對APEC在經貿領域的分析系統,最終會形成投入產出表的成果形式,從而計算出FTAAP和全球價值鏈對各經濟體經濟的影響,以便于后續決策。”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副總裁姚為群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17個主要相關產業已開展試點。”
此外,為體現FTAAP對多邊貿易體制的支持,商務部根據去年APEC巴厘島峰會達成的一攬子協議,給出了一系列落地措施,以此來呼吁各方履行多哈回合談判的承諾,落實“后巴厘工作計劃”。
“主場外交,自然要做到胸有成竹。”張力軍表示,不管未來有多難,“我們先做起來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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