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亮瑜

　　最近美國會兩黨再次在2014財年聯邦政府財政預算案和提高債務上限問題上狹路相逢，致使聯邦政府在18年后再次陷入關門尷尬。

　　這次財政預算僵局再度反映兩黨對政府職能和市場機制上的認識差異較大。自奧巴馬政府執政以來，民主黨先后通過立法手段擴大政府角色，如加強金融市場監管、提高稅收等，共和黨人對此深感不滿并力圖扭轉下風局面。如共和黨自2011年控制眾議院以來，為叫停奧巴馬醫療改革法案策動的四十多次投票，但幾無建樹，這使共和黨議員認為必須將該問題跟政府關門或美債違約相掛鉤才可能取得突破。而奧巴馬總統視國會通過醫療改革法案為執政以來最大成就，并曾表示為通過該法案不惜只任一屆總統，不太可能在此問題上做重大讓步。從這個角度而言，政府部門臨時停擺幾乎是必然的。

　　從技術手段看，就美國會的機制設計上，負責財政預算審議的國會機構包括參眾兩院的財政和籌款委員會、授權委員會、預算委員會、撥款委員會和規則委員會。當前卡殼主要在授權委員會和預算委員會，即眾議院的授權和預算委員會中持有財政保守立場的兩黨議員，認為醫改法案這一權利性項目，繞過了國會預算委員會的審批(權利性項目無需每年通過國會審批)，假若政府無法削減其他財政支出，政府債務上限談判將永無止境，損害國會自1974年爭取到的財政審批權限，并容易觸發政府的赤字依賴等道德風險；而且盡管醫改法案打著保障窮人利益，但卻在抬高企業運營成本的同時，干擾甚至扭曲就業市場，使窮人能否收益極具不確定性，因為企業為節約成本，傾向于大量雇傭臨時工，且把臨時工每周工作時間限定在30小時以內，導致邊緣群體既無法有效享受醫改法案的福祉，又影響其工薪收入。

　　同時，當前僵局也發生在國會撥款委員會。1974年美國《預算法案》使國會擁有確定財政撥款優先排序的權力，這意味著目前即便國會預算和授權委員會不把預算法案與醫改、債務上限等掛鉤，國會撥款委員會的財政保守派議員也很容易通過主導撥款方案，調整項目撥款優先權順序，如調低醫改方案的撥款優先權等，導致財政預算僵局難以真正突破。因為撥款法案無法通過，整個財政預算法案就無法進行表決。因而緩和當前僵局的可行方案，將是參眾兩院的撥款委員會制定并通過臨時撥款法案，為國會中財政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兩黨議員提供幾周時間，展開合作博弈，以爭取雙方在妥協中達成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正是美國會這種權力分散、且旨在探尋合作博弈結果的行為準則，使投資者并不真的認為財政問題已成為死結，因為投資者相信不論是從黨派上還是立場上，國會議員都是基于選民利益(實際就是國家利益)之考慮，加之國會在機制和程序設計上設定了許多敏感性應對機制，如臨時撥款機制等，為避免最壞結果提供許多可選方案。

　　進而言之，持有任何立場的議員都把代議作為解決問題，而非制造對峙的工具，在博弈訴求上既絕非無病呻吟的政治鬧劇，又不會出現“魚死網破”結果。畢竟，在現代民主政治中，隨著社會利益多元化、權利主張和訴求多元化以及社會結構的扁平化，代議制可能是有效平衡不同利益主體利益，避免政治街頭化、廣場化的有效方式。

　　由此看來，當前美國財政預算僵局雖驚魂動魄但絕非玩火，出現部分市場人士擔憂的所謂美國國債違約等極端事情之概率很低，因為即便僵局持續，奧巴馬政府和國會撥款委員會等也通過各種優先撥款方案，避免國債市場的違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