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北京時間5月5日上午消息 由新浪財經-興業全球基金主辦的“朝圣之旅 興業之始”——巴菲特股東大會美股投資策略會分享會,于北京時間5月5日上午9:00-12:00(美國中部時間5月4日20:00-23:00),在美國奧馬哈市希爾頓逸林酒店宴會廳召開。
懷著朝圣的心情來參加巴菲特的股東年會的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微博]在他的發言中分享了他對中國經濟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經濟復蘇的力度非常地弱,復蘇本身的可持續性有很大的疑問。
他列舉的原因包括:整個私人部門投資活動在進一步地萎縮和下降,禽流感以及打擊腐敗的一些政策,再加上房地產調控政策,對經濟都產生抑制性的影響。
以下為他的發言實錄:
高善文:借著丁總的陳述,我也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和想法。我們今天都是懷著朝圣的心情來參加巴菲特的股東年會,我的心情跟孟總形容孔子的一句話來描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對巴菲特的投資實踐,看起來經濟層面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
從價值投資的角度來講,特別從相對長期的價值投資角度來講去分析宏觀層面的經濟形勢,確實不是那么重要,至少從巴菲特他們的角度來看,因為這樣的原因,我也不占用太多的時間來討論宏觀方面的東西,只是簡要地介紹一下我對中國經濟的基本看法。
我個人相信中國經濟目前仍然處在恢復和復蘇過程,但是復蘇的力度非常地弱,復蘇本身的可持續性是有很大的疑問的。除此之外,從推動經濟恢復的基本力量來看,主要還是來自于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房地產投資以及出口的恢復,支持經濟內生的,來自民間和私人部門的投資趨勢和跡象仍然是非常不明顯的。從過去兩個月從今年3月份和4月份即將出來的數據來看,有一些不是很明確的原因,經濟恢復的勢頭還是有非常明顯的放緩。對于這種放緩的原因,可能的一個原因來自于今年年初以來,整個在私人部門投資領域,投資活動在進一步地萎縮和下降。除此之外,中國正在展開的禽流感,對經濟活動可能有一些抑制作用,此外,習總書記上臺以來,打擊腐敗的一些政策,再加上房地產調控政策,對經濟都產生抑制性的影響。
今年以來,特別是2月份以來所出現的一系列對經濟活動形成負面影響的沖擊因素,從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包括打擊公款的消費,包括禽流感,其他的沖擊性的因素,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的吸收。
我們相信這些沖擊因素在中期,不太可能形成可以維持的系統性的讓經濟持續向下壓迫的持續性的力量。所以就回到我們最初的階段,我們相信經濟仍然處在恢復的軌道上,但是恢復的力量總體上不是非常地強,并且在一定時間,看起來立場會弱。
提問:有一個問題關于中國經濟的三架馬車的問題,對于外貿在下面一到兩年或者兩到三年,這兩位經濟學家怎么看外貿對我們經濟的推動作用,謝謝!
高善文:2008年經濟危機之前的,中國如果去計算名義增速,中國出口名義增速大概在25%,從1992年到2002年這十年的時間,中國出口名義增速平均15%,從2002到2008年,危機之前,它的名義增速是25%,后面的提升除了加入世貿組織之外,92年到2008年,可以看出全球經濟是異常強勁的。事實上自從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增長格局發生非常深刻的調整以來,過去幾年總體上中國出口的表現還是不差的,但是我們相信中國出口的平均增速即便回到90年代平均15%的水平,也是不太可能的。我個人的猜測,當然沒有特別強的理論或者非常強的經驗證據的分析,我個人的看法它的增長率的平均水平也許頂多在未來的是10%,事實上整個增速均值的大幅度下降,也構成了中國最近這幾年以來 整個經濟增長水平不斷下沉很重要的原因。這也使得中國從出口驅動轉向國內需求驅動的轉型變得非常迫切。但是金融危機結束五年以來,從過去五年數據發展和政策演變來看,經濟實實在在地朝著內需驅動轉型的努力和嘗試并不是很成功。
接下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看點,將在今年10月份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一般的預期是希望在三中全會上,會圍繞未來十年的經濟改革包括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改革,提出比較有雄心的,比較受歡迎的藍圖,在這方面,我相信在這半年之內,有很多希望,也有很多猜測。政府要推出什么樣進一步的經濟改革措施,來切實推動經濟轉型,這對未來中國經濟十年改革和經濟成長是否能夠取得非常好的成就,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我們現在不要急,慢慢來,等等看。
以下是他對有關地方債務問題的回答:
高善文:我講的這個問題觸及到最近這兩年海外的觀察家來講,對中國經濟產生最多爭議的一個領域,這個問題非常復雜,恐怕一言難盡,我想從兩個角度談談我個人的看法。
第一個問題是從技術上來分析,這個問題有多嚴重,在兩年前,國家審計署對地方債務情況做了一次全面的審計。當時在看,認為在2009年年底的時候,可以確認的地方債務違約應該是10.7萬億人民幣。去年年底的債務違約的數據有多少呢?現在沒有特別權威的數據,但是我個人的看法,余額的累計增長不太可能超過50%,也許在30%、40%,從去年年底來看,債務的余額應該不會超過15萬億,猜測也許會在13萬億到14萬億之間。如果用2012年中國全國經濟名義總量來看,占中國名義經濟總量比重應該不超過30%,20%多,大數來講是25%左右,不超過30%。如果進一步考慮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合并在一起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這個比重應該比美國政府負債率更低,顯然的話遠遠低于像日本政府,像歐洲政府債務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看中國政府的資產端,中國政府的資產是很多其他國家不太具有的,比如我們有巨額的外匯儲備,有大量的土地,手上還掌握大量的國有企業,包括四大行,這都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銀行。
我看好是清償不是一個問題,債務現在來看,考慮到中國是中央集權的政府,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承擔無限責任,所以清償問題不是一個問題。但是在一些極端的宏觀經濟條件下,流動性有可能會出現一定的壓力。在技術上如果管理這樣流動性的風險,對于中央地方政府,對中央銀行等等都是一個挑戰,但是這在極端經濟條件下發生,最極端的情況,嚴重通貨膨脹,這個在短期內,在今年年內應該不會看到的。
從另外一個更基本的角度來看地方債務問題也許更有價值。我們要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如何平衡,從這個角度來看待地方債務的問題,可能能觸及到這個問題的本質。中國幾乎像美國一樣是復原非常遼闊的國家,在大多數時期是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大家對中央集權的國家來講,始終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如何有效地去發揮地方自治的積極性,如何有效地去激勵,去調度中央政府的積極性,發展地方經濟,去處理地方自身的事物。在歷史上,如果中央集權的程度太重的話,整個經濟沒有活力,但是如果中央集權被很大削弱的話,國家會面臨控制力的下降甚至面臨嚴重的社會的動蕩。
在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從這個角度去觀察,改革一個很重要的路徑去放權,向地方政府去放權,改革的反復,總是表現在為放權和收權之間的平衡和掙扎。這個問題的核心在技術上,就是要恰當地處理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的統一,地方政府有太多的事權,但是沒有相應的財權去匹配。所以當地方政府能夠比較好地尋找到替代性的財政來源的時候,整個經濟發展就非常活躍,但是沒有很多的風險,當地方政府替代性財政來源切斷以后,整個經濟就快速下降。我們看過去30年的歷史,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地方債的問題,中央和地方圍繞財權和事權斗爭的最新的戰場。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核心,并不在于技術上,要把地方債市場徹底掐死,在技術上的核心是推動現有財政體制的改革。現有的財政體制改革是否會推開,然后在什么樣的方向上推開,這個我們要到等三中全會才會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