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一位接近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人士說，貨幣戰負面溢出效應不利于中國經濟。“但中國不會跟風貶值，可能的選擇是蓄好資金池，繼續踐行外儲多元化戰略。”

　　經濟觀察報 記者 歐陽曉紅 “我們將避免對本國貨幣實施競爭性貶值。”這項在G20財長會議上達成的共識會成為一種擺設嗎？

　　20國集團(G20)財長會議之后，奉行“安倍經濟學”的日元還在貶值；被全球對沖基金貫之“卡尼交易”的下一個做空獵物——英鎊，亦在貶值。

　　即將于2月25日上任的韓國總統當選人樸槿慧日前暗示，新政府將采取措施穩定韓元以保護出口企業。新西蘭聯儲主席惠勒近日稱紐元匯率明顯被高估，聯儲將擇機適時干預匯市，由此加入了口頭干預匯市的數十個國家行列中。

　　貨幣戰似乎一觸即發。

　　一位接近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人士說，貨幣戰負面溢出效應不利于中國經濟。“但中國不會跟風貶值，可能的選擇是蓄好資金池，繼續踐行外儲多元化戰略。”

　　風云變幻

　　2月21日，日元對美元盤中最高報93.86，自去年10月以來下挫22%。然而，作為此輪貨幣戰導火索之一，解釋其貨幣寬松政策旨在消除通貨緊縮的日本并未受到G20的指責，日元誘導性貶值仍在繼續。“短期內，一個國家貨幣的貶值，特別是該貨幣原來的匯率被高估的情況下，或許可以刺激該國的出口。”2月19日，聯合國[微博]經濟與社會事務部全球經濟監測中心主任洪平凡博士表示：“在目前全球生產鏈國際分工縱向加深的情況下，貶值對出口刺激作用比以前更小。”

　　也許是巧合，2月21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2846，較前一交易日跌42個基點。但這可能并不意味著央行試圖限制人民幣的升值，盡管，央行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對當前發達經濟體的競爭性貶值表示了擔憂。

　　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21日這天，因市場擔心美聯儲降低對美國經濟的刺激，提前調整量化寬松規模，全球股市應聲下跌。美股跌0.6%，歐股跌1.5%。MSCI亞太指數從18個月高點回撤。A股上證綜指大跌3%。美聯儲公布的1月份貨幣政策會議紀要顯示，一些官員建議美聯儲或許需要在就業市場完全復原之前就開始退出寬松措施。

　　當日，美元指數最高觸及81.50，刷新6個月高位。歐元重挫，歐元對美元跌至6個月低點。英鎊對美元跌至1.5134。據日前英國央行會議紀要顯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MPC)支持擴大量化寬松的人數增至3人，受此影響，英鎊急跌。

　　無獨有偶，當周中國央行進行正回購操作，正回籠資金9100億元。雖然節后回收流動性之舉有短期因素，尚無證據表明其政策轉向，但敏感時期的舉措仍令人產生“此舉可能是央行應對貨幣戰之策”的聯想。

　　顯然，美、日、歐等經濟體的寬貨幣、低利率政策會推高全球流動性，刺激國際趨利資本流向新興市場，包括中國。

　　1月26日，易綱在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期間接受采訪并表示，世界發達經濟體紛紛擴大資產購買計劃并將利率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他擔憂“發達經濟體的量化寬松正在造成金融市場資本流動的不確定性”，其一便是競爭性貶值。

　　2月15日，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出席20國財長會議時說，金磚國家要求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注意其貨幣政策的外溢性，即主要發達國家實施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世界經濟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影響。

　　洪平凡亦坦言，發達國家的量化寬松和其它一些經濟政策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有負面的“溢出”效應。例如，發達國家的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寬松造成流入新興經濟體的短期資本(熱錢)、匯率以及國際初級產品價格的大幅波動，亦推高新興經濟體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等等。

　　在洪平凡看來，這些負面的溢出效應主要反映在沖擊新興經濟體宏觀經濟的穩定性上，而不是通過競爭性貶值對新興經濟國際競爭力造成打擊。

　　事實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完全依靠貶值本國貨幣來維系出口增長和就業增長。”洪平凡表示。他說，那種認為貿易順差國家搶走了貿易逆差國家工作崗位的觀點既沒有理論根據，又沒有實證。

　　應對之策

　　然而，中國無法掩飾對貨幣競爭性貶值的擔憂。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貨幣戰沒有最終贏家。盡管從G20對日本量化寬松政策的縱容來看，制造流動性的發達經濟體似乎“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這是因為主要發達國家匯率未受到日元貶值的明顯影響。”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杰[微博]解釋；比如，1月份美元名義有效匯率基本穩定，僅升值0.1%。英鎊名義有效匯率貶值1.65%，實際有效匯率貶值1.92%，僅次于日本；加拿大元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貶值0.24%和0.15%。而歐元名義有效匯率升值1.5%，實際有效匯率僅升值0.04%。

　　丁志杰說，問題在于亞洲國家實際有效匯率無一例外出現升值，升幅超過1%的有阿聯酋、菲律賓、韓國、中國、香港和印度尼西亞。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0.81%和1.53%。“亞洲沒有出現競爭性貶值，與國際壓力有一定關系。”他說。

　　其實，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就發生過貨幣戰。如2009年至2010年上半年政策驅動的美元走貶，導致日后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引發貨幣貶值。而此番日元貶值以鄰為壑的對象恰是那些近鄰——受日元貶值影響較大的亞洲國家。

　　然而，“現在斷言貨幣戰有些為時尚早，但貨幣戰的風險確實存在。”丁志杰說。其邏輯是，日元貶值的溢出效應存在一定的時滯，其他國家的匯率政策調整也有一定的滯后性。但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某種默契，它們發生貨幣戰爭的可能性不大。

　　縱觀人民幣匯率近一個月的表現，會看到其波動較為溫和，中間價在6.28區間盤整。一方面，從經濟基本面看，人民幣不具備大幅升值的空間；另一方面，趨于均衡匯率水平的人民幣似乎更多是以“防”為主。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董事總經理哈繼銘認為，此時如果去迎戰，自身也會受到傷害。最佳方式是通過供給方，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通脹壓力；調整經濟結構，而非簡單的需求管理；同時提振內需降低出口程度。當然，“如果別國貨幣貶值，本國貨幣不貶，難免也會有壓力。”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國際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張明認為，中國政府的應對措施大致包括：提振內需來應對出口下降；通過結構性改革來降低對進口能源與大宗商品的依賴，并進行人民幣匯率改革以應對貿易條件的惡化；維持一定程度的資本賬戶管制與加強宏觀審慎監管來應對新一輪短期資本流入；增加對外直接投資與增持新興市場國家資產來積極推進外匯儲備的多元化。

　　在國際金融問題專家趙慶明[微博]看來，如果日元跌至100，人民幣也跟跌的話，會有資本流出壓力，但相信人民跟隨貨幣戰的可能性不大，此時應該加快改革，因為時機很好。“匯率并非問題癥結，浮動匯率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上述接近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人士說，“關鍵是處理好供給問題，提升生產率，同時給出正確的價格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