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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0年07月10日 10:45 中國經濟時報
“沒有動力,車跑不了” 不久前，北京幾名大學生，帶著自己編寫的程序，興沖沖地去找風險投資。首先和一家風險投資公司總裁見面。要演示程序，就要找電腦。但學生們驚訝地發現，在這家宣稱自己的“投資領域包括IT”的投資公司總裁辦公室里，竟見不到一臺電腦。 “去告訴打字小姐，有人要用電腦。”總裁揮了揮戴滿金戒指的手，對秘書講。 學生們這才發現，使用電腦的都是前臺小姐、打字小姐，電腦在公司其他那些頭頭腦腦的辦公桌上一樣看不到，因為他們一樣不會用。 隨后幾天，接觸了幾家國內風險投資公司之后，學生們進一步發現，和他們見面必須自帶筆記本電腦，講網絡技術必須從最基本的知識講起——學生們大失所望后的收獲是：“這幫所謂的風險投資商們根本不懂風險投資，不懂互聯網。他們太土了。”就這樣，國內風險投資公司雖然跑了幾十家，但在風險投資商們狐疑的眼光下，大學生們沒拿到一分錢。最后，還是從國外風險投資商那兒，學生們獲得了首批風險投資。 “風險投資業缺人才，其中最缺乏的是專業理財隊伍。”風險投資從業人士、經濟學博士王先生深有感觸地說。王的觀點可謂頗具代表性。接受采訪的風險投資業內人士幾乎沒有不提人才問題的，普遍認為中國風險投資熱得燙手，風險投資家隊伍卻稀稀拉拉。 風險投資在其發祥地美國已有50余年歷史，而在我國則只生存了幾年，人才的缺乏不應奇怪。風險投資家須具有兩方面素質：一懂技術，二會經營。這種復合型專業人才隊伍的形成和培養，當然更需要一個過程。但是市場的實踐告訴我們，利益的傾斜是加快這一過程的有效途徑。“沒有動力的車跑不了。”給風險投資家更多的好處，“看不見的手”就會把更多的人才拉入到這支隊伍中去。然而，這方面我們實際做得怎樣？ 風險投資從業人士、經濟學博士王先生坦言：以國有資本為主體的中國風險投資，存在不利于風險投資的一面——利益的激勵機制弱化就是其中的一個問題。 毫無疑問，國有企業的老總該拿多少，是一個議而不決的老話題。然而，非國有企業的老總怎么拿，也不是一個新話題。股票期權本來是激勵機制比較理想的選擇和實現的工具，目前國內也已開始這方面的試點，但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法規卻遲遲不肯露面。拿多少，怎么拿，有時全憑君子協定。然而，“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可以說，需要相關法律依據的支持，已成為建立風險投資企業有效的激勵機制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風險投資的人才隊伍盡快成長的必須條件。 業內人士認為，與人才緊密相連的激勵機制問題，就是中國風險投資業發展遭遇的一個“風險”。但“風險”似乎還不止這一個。 “企業家缺位”癥 耿亞囡，是北京融正投資顧問公司的負責人。一家國有風險投資公司老總在和她閑談中，輕描淡寫地提及，幾年前他們投資了一些項目，但這些項目的成長情況如何，收入怎么樣，投資公司一不清楚，二不過問。一年頂多有一兩次會議碰碰頭，切實的措施和建議，他們一概不管。 雖然做慣了風險投資中介，但初聽到這個消息，對國有投資公司這種甩手掌柜作風，見多識廣的耿亞囡還是驚訝不已。 眾所周知，風險基金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投資之后介入風險企業的經營管理。風險投資家提供及時的決策信息幫助決策，使損失最小、收益最大。國外風險投資公司一般投資1000萬美金就要派出一個CFO(首席財務執行官)，這個CFO在管理上會提出很多建議。但是，國內不少投資公司卻瀟灑得讓國外的投資商羨慕。項目投了就投了，他們一轉身，可以甩手不管，什么動態跟蹤管理？慢慢來吧。 業內人士分析，不少投資公司其實患的就是國有企業易得的“企業家缺位”癥：管理人員并不是資本所有者，經營能力未經資本所有者篩選，他們也不能為自己經營決策的后果承擔責任。據悉，國內風險資本中，國有資本占了絕大多數比例。目前國內80%的風險投資都是政府出資的，民間投入很少。一些地方政府在成立各種風險機構及基金后，并不是將基金交給成熟的專業公司運營，往往是成立一個官辦公司。其中不乏有人“錢來得容易，花得就更容易”。 據耿亞囡介紹，許多民營科技企業其實非常需要投資，但他們基本上不愿意找國有風險投資公司，原因之一就是顧慮國有企業的種種老作風，擔心它們在體制上與市場經濟不合拍。 深圳市政協副主席、致公黨深圳市委主任委員陳國權教授由此提出：風險投資不能靠政府。政府不要去開“店”(即搞風險投資公司)，“店”應該由社會來開，因為政府出錢開店，資金就是政府資金，最后肯定是有去無回。 國有企業“企業家缺位”癥，是中國風險投資業發展遭遇的又一個“風險”。 “吃不了兜著走” 中關村有一家注冊資本數億元的風險投資公司，其董事會秘書向筆者傾訴苦水：“壓力很大。幾億資金交到我們手里，必須讓它增值，不能讓它閑著。所以，除了高新技術項目，我們不得不得急急忙忙找一些其他項目來做，想一些其他辦法，我們的精力分散了。” 這很讓人奇怪，投資公司嘛，誰不希望資本越雄厚越好呢。但采訪中很容易發現，“負重前行”的并非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原來我們目前風險投資公司的注冊，實行的是實收資本金注冊制。你想注冊資本10億元的公司嗎？賬面上你必須先到位10億元，然后才能開始運營。這對于資金管理人而言，就好比他一年要吃50公斤肉，供應商把這50公斤肉一下子抬到了他家里。我們替他想想，怎樣消化這堆小山似的肉呢？ 而國外這方面實行的是承諾制。未投資具體項目之前，資金還掌握在股東手里，到了決定投資時才按約定投出相應資金。這樣基金管理人就沒有額外的壓力，縱使掌管數百億美元資金，對項目的投資管理也盡可以從容不迫，氣定神閑。這就好比一戶人，不定期按其所需到市場買肉，今天一斤，明天八兩，這當然“胃口好，吃嘛嘛香”了。 不少業內人士認為，風險投資實收資本金注冊制，“吃不了兜著走”，確實是發展風險投資業應該鎖定的一個“風險”。 “我們一直在燒錢” IDG(國際數據集團)是最早進入中國的美國著名風險投資公司，其設在華南地區的分支機構已經向近10家高科技企業投資，但大多數項目無法實現資本的退出。其主管人自嘲為“我們一直在燒錢”。 香港的一家投資基金，一邁入大陸市場就投資國有企業，但是在投資了六七十個企業以后，他們發現，真正能夠退出，實現資本變現的項目一個也沒有，這不能不令人著急。 退出之于風險投資公司，猶如市場之于工廠。資本運用效率的奧秘在于流通，風險資本如果長久地“淪陷”在少數幾個企業里，則風險投資商利益受損，等待資金的其他高新技術項目也得不到輸血。可以說，退出機制不完善，是阻礙風險投資在我國規模化發展的一大瓶頸。 目前風險投資人伸長了脖子等待二板市場鳴鑼登場，許多人看到權威部門不斷證實，將很快在深滬推出第二交易系統，似乎覺得困擾已久的退出機制問題豁然解決了，不禁長舒一口氣。有人撰文《為二板歡呼吧》。而冷靜的專業人士認為，事情沒那么簡單。退出機制的內容不僅是上市退出，它還包括杠桿并購、重組、清算破產諸方面。即使在風險投資發展成熟的美國，能夠通過公開發行上市退出的企業又有多少？也只占了一小部分！大量的還要在產權交易市場、柜臺市場及場外市場上進行。而從長遠看，IPO、股權轉讓與并購、網上交易等，也將成為今后風險投資業中的現實課題。但是相關的法律法規，一樣還在讓人們等待盼望。 退出問題是人們長期呼吁、也應該可以鎖定的一個“風險”。 其他風險 發展風險投資，將遭遇的“風險”當然不止這一些。業內人士要說的話還有很多： ——比如融資。合伙人制，是風險投資發達的國家一般采用的企業組織形式。其合伙人又分為負無限責任的普通合伙人，負有限責任的有限合伙人。萬一公司賠了，有限合伙人作為投資者，頂多輸掉了所投資金，還不至于招徠更多的損失。但是我國目前所實行的“合伙企業法”，規定合伙人都要承擔無限責任。這就意味著，萬一企業跨了，有限合伙人除了以前所投資金“血本無歸”，還得還清企業所欠債務，很可能，受此牽連就要傾家蕩產。面對這樣的“雙重”風險，聰明一點的人還會把自己的錢往風險投資投嗎？ “投資人既要出錢，又要擔負無限責任，誰愿意干呢？”由于企業組織形式上的這種原因，盡管能耐非凡，普通合伙人可能還是籌不到錢，遭遇籌辦風險投資公司的融資“風險”。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可以說是我國民營資本介入風險投資，僅止于萌芽狀態的原因之一。 ——比如對外投資的限制。如果一家風險投資公司注冊資金10億，按規定它能對外投出多少錢？頂多5億。這又為什么？ 這是目前我國《公司法》第十二條明確規定的：“公司向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的，除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50%。”風險投資運營的就是資本，但按這一條規定，10億注冊資金的公司，有一半資金要閑置。 實際上，許多風險投資公司眼里沒有這條規定，走著走著就走過去了，回頭才發現還有這條規定。也有的公司暫時錢還沒花到這份上。但不難看出，在風險投資有關的行業管理辦法尚未出臺之前，這種限制和風險投資自身的運作規律是很不相符的。 ——比如資本放大。風險投資公司投資某個項目之后，能夠獲得其他資本的跟進投資，才有利于它的資本變現或者放大。銀行資本根據《貸款通則》及《商業銀行法》的明確規定，貸款人不能用銀行貸款進行股權性投資，這樣就極大地限制了風險投資公司的再融資能力。它使得風險投資管理公司，在許多項目的運營中好像小農耕種，一塊地，一家人，別人加入不了。這使得風險投資管理公司在管理若干項目或基金后，不能擴大管理更多的項目或基金，不利其在獲得第一筆資本后把資本變現或放大。 中國搞風險投資 風險比在美國小？ 業內人士認為，從某種角度看，中國的風險投資其實是1998年民建中央“1號提案”以后才真正發展起來的。在兩年多的時間內，發展成如今近100家風險投資公司、80億元資金的規模，實在是個了不起的成就。中國風險投資跑得這么快，靠的還是國家政策大力扶持。然而，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行為，風險投資對外部法律法規環境卻是百般挑剔的。法律法規環境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這就需要一個過程，需要摸索，需要各方耐心的哺育。 國家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張景安在接受筆者專訪時，就曾指出：“中國風險投資還處于摸索、哺育階段。” 但中國的風險投資天地開闊。 資料分析表明，我國每年2萬多項的省、部級以上高新技術成果，其中不足15%能夠真正實現轉化。已經轉化的科技成果中，資金自籌的占56%，國家貸款占26.8%，風險投資僅僅只占了2.3%——微不足道的一小塊兒。這說明，中國的風險投資“苗而不秀”，遠沒有擔負起它應擔負的責任。換言之，風險投資在我國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實際上，美國IDG(國際數據集團)總裁，對中國風險投資業前景的看法，在國外投資商中頗具代表性。這家公司已經在我國搞了10多年的風險投資，而且還決定要在今后的七年內向中國投放10億美元。總裁麥可文說：“在中國搞風險投資其風險要比在美國小得多。”原因在于：今天的美國，錢多項目少，但中國正好相反，項目多但缺錢。臺灣的風險投資商蘇拾忠，在上個月北京高新技術產業國際周上發表自己的看法。他說：“繼美國之后，中國將成為下一個風險基金的天堂。中國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高科技公司紛紛起飛，資本市場日漸活躍，許多年輕人積極投身于創業。” 中國的風險投資業，挑戰與機遇并存，前景必定無限美好。□鐘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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