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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9日的廣州“九大彩電企業峰會”把行業自律價運動推向又一個高潮。除了信息產業部表示“善意看待”外，此舉照例引來公眾輿論的一片倒彩；價格執法部門也明確表態這是一種違法行為。大量的評論文章也從不同角度對此作了深淺不一的分析，得出的一致結論是，這種公開串謀的卡特爾行為最終將自動瓦解而不得善終。但是，為什么這類自欺欺人的低級游戲會再三的重演？它們的表現方式和特征是什么？它們之所以屢屢失效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國目前應該如何反壟斷？這些問題似乎還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本文企圖在這些方面展開某些更深入的討論，以就教于各方人士。

　　誰在玩游戲

　　“行業自律價”是各種價格聯盟的統稱，它還有其他的代稱，如“最低限價”、“行業平均成本價”、“行業基準價”、“行業保護價”等。之所以統稱行業自律價，是因為它一般都是企業在自愿和不自愿的基礎上通過“協商”而以“自律”為名義達成的價格串謀。我們從近兩年來這一現象的生發過程不難發現這些游戲的參加者和基本玩法以及一些有趣的特征。

　　1.政府部門＋行業協會＋自愿和不自愿的企業行業自律價

　　最早的始作俑者已不可考，但是1998年8月18日有關主管部門印發的《關于部分工業產品實行行業自律價的意見》卻最先對其加以推廣則是鐵定的事實。該《意見》要求各國家局與行業組織在“認真分析本行業具體情況的基礎上，研究確定實行自律價的產品……測定和發布行業平均成本價或最低出廠價，為企業定價提供參考……同時，要研究制定相應的制裁措施……”�！兑庖姟穲绦械慕Y果是產生和強化了平板玻璃、農用機械、轎車等產品的價格卡特爾。但好景不長，中國農機工業協會農用運輸車分會于1998年6月28日達成的三輪農用運輸車行業的最低限價，在上述《意見》出臺后的第73天被迫正式宣告瓦解。

　　2.政府部門＋不自愿的企業

　　大家肯定沒有忘記今年4月1日起執行的民航總局強制下的“航線聯營”政策，這一政策的執行將使在102條主要航線上同時飛行的所有航空公司共享最低8折票價所帶來的壟斷利潤。這種強制性的企業價格聯盟還出現在移動通訊市場上。今年4月底，同樣是在信息產業部的直接干預下，剛剛掛牌的中國移動和它的多年“宿敵”中國聯通并不情愿的坐在談判桌前，就共同規范移動通信市場行為、嚴格執行國家資費標準的有關問題達成了協議。這一協議的核心內容，是要求雙方認真執行國家規定的移動電話業務資費標準和收費規定，不得擅自改變移動電話的收費辦法和標準。信息產業部則扮演監督和裁決者的“嚴父”角色。這等于是勸說一大一小兩家寡頭立地成佛，安享壟斷高價帶來的豐厚利潤。

　　3.政府部門＋自愿的企業

　　今年6月1日，北京“特許經營出國旅游旅行社聯合體”的11家旅游公司舉行了它們的第11次常規會議，卻作出了一個非常規的決定：制定各涉外旅游線路的最低保護價。目前，國外游的最低限價比限價前至少提升了200至300元，有的線路則比目前的市場價格提高了700至800元。某旅行社的老板對記者說“我們這一次是最認真、最發自內心的一次行動，也是最具備條件堅持下來的�！币苍S他的信心來源于這次聯盟會議有國家旅游局官員的參與，而且國家旅游局在價格同盟中還將充當監督者和懲罰者(如停牌)的作用。但聯盟者們可能忘記了不久前民航禁折和航線聯營給他們帶來的創痛。

　　4.企業自愿的游戲

　　1999年6月底八大彩管企業的聯合限產保價聯盟，和眼下才新鮮出爐的九大彩電企業的最低限價聯盟，的確是在沒有政府和行業協會任何參與的情況下，由協議企業自愿達成的，是一個真正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價格卡特爾。在最低限價的標準上，彩電價格聯盟也準備采用“標準”的行業平均成本價。它們的目的都是要在市場供大于求的條件下共同提高產品的價格。在沒有政府支持甚至面臨國家計委“反壟斷”查處的背景下公開地串謀，與那些只會尋求政府保護的國有企業相比，這些企業的確是“勇氣可嘉”。難怪其行業主管部門信息產業部的一個官員以嘉許的口吻說：“企業間能夠自發地組織這樣的峰會其意義本身就是企業成熟的標志�！�(援引自某記者)但可惜的是，這些企業的獨立性還沒有強到足以理解和掌握市場競爭的真正法寶的程度。

　　從上述幾個故事和媒體有關的大量事實披露，我們不難發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級階段行業卡特爾的幾個基本特征：其一，所涉及的產業范圍較廣，包括生產資料制造業、最終消費品制造業、運輸通訊業和其他服務業；其二，從市場結構形態看則主要涉及壟斷競爭和寡頭壟斷市場；其三，這些行業大都存在因重復建設過度和市場不景氣而造成的產品和服務嚴重供過于求，企業大面積虧損的局面；其四，政府直接參與和干涉的程度很高；其五，大都采用行業平均成本作為限價的基礎；其六，均采用國外反壟斷法嚴令禁止和嚴厲處罰的公開串謀形式；其七，大部分的價格聯盟最終都將自動瓦解，而其原因正是下文所要深入探討的。

　　為何屢戰屢敗

　　上面提到，我國目前的價格卡特爾成活率很低，但它們的失敗不是由于反壟斷法的干預，而是由于聯盟內部的自然瓦解。那么，造成價格聯盟不穩固的原因是什么呢？

　　由于我國目前的價格卡特爾一般出現在寡頭壟斷性市場結構里，因而我們可以用微觀經濟學中關于這種市場結構里企業博弈行為的一些非常成熟的理論，結合我國產業組織的現狀對此作一些稍微深入的討論。

　　由伯特蘭相同產品價格競爭模型和納什非合作均衡可知，在提供相同產品的雙寡頭市場里，各廠商在給定其競爭者的行為時作出會給它帶來最大可能利潤的決策，這時，各廠商能賺到的利潤將高于完全競爭情況下的利潤，但卻低于它們之間可以串通(即便是非公開串通)時的利潤。這一方面是因為串通是非法的，要付出鋃鐺入獄和昂貴罰金的代價，另一方面更是因為競爭一方能通過選擇較低價格得到更大的市場份額，即便它知道另一方打算將價格定在串通水平上。因此，即便在雙寡頭壟斷市場里，價格串謀也缺乏穩固的基礎。

　　回過頭來看上面提到過的移動通訊市場上的價格卡特爾，目前是一大(中國移動)一小(中國聯通移動)兩寡頭壟斷競爭格局。面對巨大的市場需求，多年來由政府管制機構制定的遠高于平均成本和平均收益均衡點水平的“自然”壟斷價格，一方面使這兩壟斷寵兒賺取了豐厚的超額壟斷利潤，另一方面也為它們利用價格競爭手段擴大市場份額提供了足夠的削價空間。中國聯通正是主要利用這一競爭策略，將其手機市場的份額由1995年的0艱難地擴大到1998年的5.34%。顯然，在移動通訊市場價格仍遠未接近納什均衡價格水平的條件下，這一有利于提高消費者剩余的價格競爭手段，肯定會繼續提升中國聯通的市場份額。而中國移動從中國電信的剝離，雖然會增加它的固定網絡接入成本，但同時它的內部管理成本和交叉補貼凈支出的下降也會使其競爭力得到提升，它同樣具有利用降低價格，穩定和繼續擴大其市場份額的沖動。今年5月中旬，南昌移動公司以免費入網這一明顯違反價格協定的競爭手段為誘餌，銷毀聯通移動用戶的聯通130卡，換上南昌移動的139卡的野蠻競爭行為，極為生動地說明雙寡頭之間的價格卡特爾是那樣的不堪一擊。

　　雙寡頭市場如此，更不用說多寡頭市場了，那時，不僅結盟的難度更大，而且競爭的程度會更加的激烈。上面說的農用三輪車價格卡特爾的夭折就是最適當的證明。

　　我們也可以用相同的理論來預計彩電價格價格聯盟的命運。除了聯盟內部的各企業“心懷鬼胎”外，更有素來“心狠手辣”的“大哥”長虹集團橫刀門外，隨時會引發彩電降價銷售(而非提價銷售)的“跟進”風潮。因此，這一聯盟肯定走不了多遠。

　　轎車的價格卡特爾，由于WTO的臨近提高了潛在購車者對轎車降價的心理預期，即使目前政府采購重又抬頭，看來它的分崩離析肯定會比同盟者們擔心的日子來的更快。

　　另外，就卡特爾本身來說，它的成功還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一個穩定的卡特爾組織必須要在其成員對價格或產量達成協定并恪守協定的基礎上形成。這個條件的含義是，一個卡特爾組織的形成和維持必須支付大量的組織、協調和監督成本，而且還必須具備對違反協定者嚴厲而行之有效的懲罰機制。我國目前的價格卡特爾，不管是正式的依賴于行業協會的還是臨時峰會性非正式的，都缺乏完善的組織系統，無法獲得作為核定所謂行業平均成本之基礎的成員企業的真實成本信息；而且其內部更加缺乏嚴厲有效的制裁手段(如內部罰金屬于違法)。這樣成功的第一個條件就無法得到滿足。第二個條件是壟斷勢力的潛在可能，即它面臨的必須是一條價格彈性不是很大的需求曲線，否則，它就只有很小的提價余地。很明顯，我國目前的轎車、彩電、旅游等卡特爾面臨的無疑是一條價格彈性很大的需求曲線，很可能卡特爾帶來的潛在利益要小于維持卡特爾的組織成本，因而如果沒有行政力量的支持，此類卡特爾是明顯不劃算的。

　　為何屢敗屢戰

　　既然理論的分析和國內大量的事實表明，行業價格卡特爾大都極易瓦解，但為什么還有那么多的企業熱衷于拉幫結盟，不惜自毀行業、企業甚至企業家本人的聲譽呢？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1.價格聯盟在短期內可能使其成員獲利

　　在一個由數家已經共存很久的企業組成的寡頭市場里，多次博弈可能使企業經營者越來越厭倦虧本的價格戰，并且會產生一種所有企業都保持高價，而不再掠奪競爭者市場份額的默契和諒解。這種不公開的串謀在短期內會帶來稍高的利潤，但在許多行業中卻都是短命的，因為賺錢的沖動和彼此間的不信任總歸要占上風。我國的企業雖然能夠很方便地公開串謀，但結果仍不過杯水車薪而已。但由于不用承擔法律責任和罰金(見下文)，即使是短期的獲利，對卡特爾成員來說也是有誘惑力的。

　　2.法律的不完善和缺乏威懾力

　　我國沒有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里也沒有針對價格壟斷的具體條款。目前唯一的法律根據是價格法第十四條第一款和第四十條有關條款。對“相互串通，操縱市場價格，損害其他經營者或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可以“責令改正，沒收違法所得，并處違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整頓，或吊銷營業執照。”按法律規定，全國性的價格卡特爾由國家價格主管部門認定并查處。但由于該部門現有的行政資源極為短缺(連價格聽證會的組織費用都成問題)，顯然無法對案件進行徹底的調查；即便查實了案情，上述罰款也不足以威脅寡頭大鱷；再有，要關閉一家那怕是違法的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會受到地方政府和中央主管部門的強烈干預，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對彩電企業峰會，國家計委已經亮出了黃牌，卻似乎沒有起到任何威懾作用。

　　3.行政性行業壟斷的示范效應。在南京6月21日新一輪的彩電企業峰會上，有代表認為我國企業的產權不明晰是惡性競爭和限價同盟現象的根源(大意)；另外本次峰會還強調，他們是在執行國家計委去年有關制止不正當競爭和低價傾銷的文件精神。這兩個信息，充分說明了我國目前根深蒂固的行政性行業壟斷及其所具有的示范效應，會多么嚴重的阻礙市場經濟公平競爭機制的形成。可競爭市場理論表明，即便不改變市場主體的產權屬性，只要不存在進入壁壘，市場的競爭就自然會達到優化社會資源配置的目標。政府如果過分的顧及國有企業尤其是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利益，運用各種政策和措施去保護它們的壟斷利益免受市場競爭的風險，就有可能形成行政性的壟斷，由此將政府主導型的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所產生的巨大成本轉嫁到全社會，從而犧牲社會整體效益，最終還將降低國有企業的競爭能力，使國有資產進一步的萎縮。

　　在價格彈性很大、產品高度可替代的且產量剩余過多的市場上，是很難通過維持壟斷來保護企業利益的。由于對企業個別成本存在高度的信息不對稱，而且法律還允許企業低價傾銷過季和積壓產品，所以幾乎不可能判定低價傾銷與惡性競爭之間的界限。如果以不真實的行業平均成本作為政府的指導價或行業基準價，就完全有可能形成行政性的價格壟斷。以上列舉和分析的各種政府部門直接或間接參與的價格卡特爾就具有這種性質，而且還構成了我國目前價格卡特爾的主要部分。尤其是國家價格主管部門屢屢直接涉足其間，這怎么可能不削弱其本來就不夠權威的價格行政管制權力呢？在這個意義上，由國家價格主管部門來查處價格卡特爾行為根本就行不通，因為，被查處者會說：“你不也在搞同樣的價格卡特爾嗎，憑什么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結論

　　中國如何反壟斷由上討論可知，由政府行政權利造成的行政性壟斷結構和行為是目前我國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必須盡快克服的難題。但是，要消除立基于政企不分的行政性壟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憲法的改革和司法監督的獨立。很顯然，按照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反壟斷法的模式來建構我國的反壟斷法，由于制度稟賦不同，目前出臺不但無法消除行政性壟斷，反而有可能阻礙市場機制對我國競爭性產業結構的調整，使一批優秀的民間企業無法快速成長并成功地躋身于全球化市場競爭。因此，基于反壟斷立法應主要指向來源于壟斷結構的各種構成不正當競爭或限制競爭的壟斷行為，如本文討論的價格卡特爾，我國目前不必急于出臺單獨的反壟斷法典，而是應該立即修改現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把所有包括行政性壟斷的壟斷行為列入其舉案范圍。這樣做，既可以防止非行政性壟斷行為的擴大，又可以巧妙排除某些非經濟的干擾因素，從而降低立法的難度和成本。但即使采取這種立法形式，也還必須通過修改《行政訴訟法》和《刑法》的相應條款，擴大司法機構的監督權限；同時，鑒于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行政執法機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權威性不足，可考慮在國家經貿委、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外經貿部、國內貿易局、國家技術監督局等機構的基礎上，組建由全國人大直接授權的更加獨立權威的反壟斷行政機構，如“國家公平交易局”或“國家貿易委員會”，作為修改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或未來的《反壟斷法》的行政執法機構。至于現有的國家價格行政部門，可以考慮將它的價格執法職能分別移交給完全政企分開后的各產業管制機構以及如上所建議的反壟斷機構。

　　□余暉(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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