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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0年07月12日 14:14 國研網
或許是海外股市的跌宕起伏攫去了人們過多的注意，國內關于銀行上市的最新消息并沒有引發大面積的震動。但是，善于信息搜集的媒體的反應已經有些緊張了。 5月，北京的一份地方經濟報紙首先透露，新上任的中國證監會主席周小川在“金融企業與資本市場發展”研討會上表示，在規范發展證券市場和改革發行制度的基礎上，歡迎金融企業發行上市——具體而言是可以“分期批量上市”；上市的“第一梯隊便是現有的規模不太大的股份制銀行，其次是保險公司，再次是證券公司”。另一家全國性的經濟類日報更稱之為“管理層第一次明確表示鼓勵和支持金融企業發行上市，且第一次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有關上市的具體條件，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 這可能是一段時間以來最具有刺激性的話題，不少媒體立即以極大的熱情作出轉載和關注。 然而還沒有等到人們細加回味，情況就急轉直下。6月5日，國內主要證券類報紙分別在頭版刊登了中國證監會指出有關周的講話為“不實報道”的嚴厲批評，并指出：“我會主要負責人在此次會議上和其他任何場合從未發表過類似金融企業依次批量上市的講話。”關于銀行上市的話題一時變得格外敏感。 據消息人士透露，當許多人還沉浸在莫名的興奮之中的時候，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三家金融監管部門的高層官員即緊急聚會，提出了“銀行上市不要過于匆忙”、“應該穩步推出”等建議，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認可。于是，銀行上市的熱浪就這樣在夏日真正到來之前先行冷卻，上市一事的敏感與復雜性再次得到了證明。綠燈亮起 在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揚的記憶里，關于銀行上市的話題早已經爭議多年，且經歷了幾起幾落。 1991年，深圳發展銀行作為一家由企業法人出資的地方性銀行，在深交所成功上市。這是新中國第一家上市銀行。 據比較了解當時情況的李揚介紹，在中國的證券市場剛剛設立的時候，對上市公司的結構等問題并沒有做出統一的考慮，所以一些金融和房地產企業也就有了上市的機會。深發展和幾家信托投資公司就屬于此列。但是不久在1993年到1996年的總體通貨膨脹中，出現了所謂“資產類泡沫”的經濟現象。信貸資金的進入被指為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暴漲暴跌的主要原因，證券市場發展在相當程度上不正常。于是，“管理層便采取了房地產企業和金融企業一律不準上市的措施，以嚴格切開金融市場和信貸市場的關聯。”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中，銀行上市、特別是大銀行上市本為慣例。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研究部總經理許小年解釋說：“這實際是一種趨勢。因為銀行與普通的企業不同，企業可以向銀行貸款，但很難設想一家銀行再向另一家銀行借貸以補充資本金。加之銀行的發起股東財力又很有限，上市融資于是成為必然的選擇。” 據統計，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金融服務類公司目前約有900家，東京交易所有160多家，香港也有40多家。而在中國，從深發展起步，直到1999年11月10日浦東發展銀行3.2億股A股在上海證交所掛牌上市，中國第一家與第二家上市銀行的出現相隔了8年。而浦發行上市幾經波折終于成行的故事，也許更有助于今天人們對銀行上市之周折的理解。 這家沐鄧小平南巡之春風成立的滬上銀行最初注冊資本金為10億元，其股東主要包括上海市政府部門以及部分本地的大型國有企業。基于建設“東方金融中心”的使命感和緊鄰資本市場的地理優勢，浦發行成立后的第四年即1997年，便正式申請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交易；其目的相當明確——借助資本市場擴大銀行自身的資本金。然而，時值亞洲爆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之后，中央高層領導對金融風險高度警覺，對銀行的上市問題當然更是謹慎；雖有深發展的前例，浦發行上市仍被暫時擱置。 直到1998年下半年，隨著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趨穩，浦發行上市希望重燃。但一個新的問題又被適時地提出來了。根據國務院1993年發布的《股票發行與管理暫行條例》的規定，企業申請公開發行股票前一年末，凈資產在總資產中所占比例不得低于30%。可是浦東發展銀行申請公開發行A股，其凈資產比例只有5.16%，顯然達不到要求。上市申請再次受到了質疑。 為了促成浦東發展銀行上市一事，中國人民銀行和證監會兩家協商，向國務院做出專門的請示。他們在報告中認為，商業銀行具有負債經營的特殊性，其凈資產比例一般都不超過10%。因此在考慮商業銀行股票上市時，其凈資產比例可參考《商業銀行法》中資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的標準執行。在這種“通融”的辦法下，不僅浦東發展銀行可以順利上市，也將為今后其他銀行的上市鋪平道路。 此報告上報國務院后，并沒有立即得到認可。國務院總理朱基指示人民銀行和證監會對是否同意商業銀行股份上市再作研究。兩家機構不敢怠慢，于1999年3月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明確提出現有股份制商業銀行符合條件的可以上市；同時表示股份制商業銀行股票上市不存在法律障礙，希望盡快制定商業銀行上市的具體辦法，明確上市條件和標準，以規范商業銀行進入證券市場的審批制度。 至此，浦東發展銀行股票上市終于亮出綠燈，而決策層對于銀行上市的態度也看似峰回路轉。當時便有分析家們認為，此舉意味著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商業銀行大規模上市的局面即將到來。 此后，主要高級管理層的幾位重要人物也在不同場合作出了頗具樂觀意義的公開表態。1999年9月，正是在浦發行上市前夕，中國證監會副主席高西慶在上海'99《財富》論壇上表示，國內有許多銀行計劃發行股票并上市，國家將允許更多的國內銀行和私營企業上市。 11月，在浦發行掛牌上市的同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蔡鄂生在出席'99全國商業銀行年會時也表示，對于符合條件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人民銀行和有關部門將大力支持其上市。 2000年5月9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刊登中國證監會主席周小川于1999年9月完成的題為“國有商業銀行如何充實資本”一文，其中肯定：在國內股票市場或在海外股票市場上市發行新股，是國有商業銀行充實資本并實現股份制改造的一種途徑。 小步快走 盡管中國證券市場已有9年歷史，但是除了深圳發展銀行上市時間較早，國內所有的商業銀行真正著迷于“上市”這個詞其實都不過一兩年。自《商業銀行法》、《證券法》頒布實施以后，作為國內首家正式批準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上市公司，浦發行的成功產生了極大的刺激作用。交通銀行、民生銀行、招商銀行、華夏銀行、福建興業銀行等或者透過一些渠道吹風，或者公開表示“正在積極籌劃準備上市”；香港市場上關于中信實業銀行、光大銀行的上市更是傳言紛紛。 中國最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交通銀行在中國的銀行業中屬于資格較老的一代，經歷過更多的市場滄桑，于新世紀到來之際，爭取第一批拿到上市資格以尋求新的發展機會的心態相當急切。在交通銀行2000年的工作計劃中，就出現了“要積極做好公開募集股份及上市的各項準備工作”的字樣，并明顯加快了推進電子化建設、優化資產結構的步伐。 該行前任行長王明權5月初在澳門出席商業銀行行長研討會時曾透露，其上市集資額目標將是資本金的15%，為20億元人民幣左右。20億的盤子相當于浦發行的6倍——這顯然是一艘“股市航母”的架構。上個月末，交通銀行的有關官員通過外電表示，交行上市已獲得中國人民銀行的同意，證監會將會作積極考慮，并在“市場條件適當的時候”推出。 招商銀行在國內的商業銀行中被認為科技開發的投入力度最大，成效也最為顯著。他們的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場，正在積極向中國證監會和香港聯交所提出上市申請。據稱已獲得了原則上的同意。 相比較而言，以非公有制經濟為背景的中國民生銀行的上市準備似乎進程最快，也格外引人注目。中國民生銀行成立于1996年，股本金為13.8億元人民幣，其中85%的股本來源于非國有企業。目前民生銀行有50多家股東，其中不乏國內知名度頗高的幾位非公經濟代表人士，包括張宏偉旗下的“東方集團”，盧志強旗下的“光彩集團”，劉永好旗下的“希望集團”等。數字顯示，1999年底該行實現稅前利潤3.6億元，完成計劃的134%，比1998年增長47%；總資產達366.7億元。 民生銀行的“非公特色”一度并未為人們所重視，甚至由于其規模較小而有點“人微言輕”的感覺。但在此一波“積極上市”的浪潮中，其動作卻相當迅捷。在4月底召開的股東大會上，該行決意上市的股份將不向戰略投資人進行配售，而是拿出20%配售給投資基金，余下的80%全部進行網上申購。幾天后，在新的領導班子的名單中，人們看到了副董事長劉永好、張宏偉的名字；原來的副行長董文標坐上了“頭把交椅”。48歲的董是一位所謂“技術型干部”，實力不可小視。新行長明確表示，在大力拓展業務、提高盈利水平的同時，近期民生銀行要加快上市的各項準備。 股份制商業銀行步履匆匆，“上市”也牽動著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中國銀行在香港公布了其海外部分將爭取在年內上市的計劃，建設銀行曾在內部進行整體上市的探討。據悉，還有銀行向中央提出，能不能先把一部分效益好的分行拿出來先行一步？其迫切心態可見一斑。 利弊之爭 一邊是各家銀行“只做不說”或“多做少說”惟恐落后，另一邊政府有關決策層和專家學者對上市的“利弊之爭”一刻也沒有停息。所涉及的問題范圍可大可小，但集中到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國有銀行當前是否應當上市，或者說是否應當選擇上市作為改革的突破口。人們顯然存有不相同的看法。 李揚將上市稱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必然選擇，可謂“此去華山一條道”；因為舍此之外，根本無法使其獲得巴塞爾協議所規定的8%的充足資本金。他認為，需要討論的只是上市的時機和路徑。 許小年提出，上市是提高國有商業銀行運營水平的惟一途徑。惟有上市——當然主要是海外上市，才能使國有商業銀行同步解決建立外部約束和內部激勵機制的雙重需求。他還認為海外上市考慮到了市場容量的因素。“比如建行大約值1500億，即使上市流通25%，即300億，國內資本市場可能也無法承受。不過將來這些銀行在運轉正常后，完全可以在國內進行二次上市”。 近一時期新的金融機構如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上市越來越多，一個重要原因是國際上流行的股票期權計劃。上市公司持有期權的管理層不但可以獲得經營得來的紅利，還可以獲得二級市場的利潤。摩根士丹利添惠執行董事、經濟分析師謝國忠坦言，使高層經理得到較高的回報，這是上市銀行補充資本金以外的另一個誘人之處。但要成功上市——特別是在境外上市，首先要改善銀行的運行機制和經營狀況的透明度問題。 當然，持認同意見的專家們并沒有簡單地認為銀行一旦上市便萬事大吉，“謹慎樂觀”是相當普遍的說法；防止“盲目上市”也每有提及，但他們顯然對于上市寄寓較大期望，而且對這一舉措的主張較為迫切。 還有相當一部分專家更強調國有銀行上市的前提及相關的配套改革問題。例如曾經擔任過香港證監會中國政策顧問的李青原便認為，銀行上市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有一個過渡的時期，前提必須是對銀行體系的根本性改革。她認為，中國的商業銀行在機制上還有一些根本性問題有待解決，其中最主要的是其產生利潤的能力、其貸款的硬約束機制都尚未建立。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上市的銀行無論是“貴賣”還是“賤賣”，都只能演變成對銀行的債權人極不負責的“圈錢”。她認為現在的任務是先改制再談上市。 世界銀行企業局專家張春霖分析說，向股東披露真實的財務信息對于國有銀行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即便是在政府內部，知情人也非常之少。 亦有相當一部分專家對分拆上市持疑義，因為資本的流動性決定銀行是不可分割的，這與一般的生產性企業不同。加之銀行的信譽是一個整體，人員、資金等理所當然需要整體地看待。但如果是屬于類似一個控股公司和子公司的關系，劃一塊完全獨立的業務去上市，則另當別論。 摩根士丹利添惠的一位分析家更含蓄地概括道：“中國總是對股市寄寓過高的希望。”此外，國有銀行在選擇上市后是否愿意執行國際標準、真實地披露壞賬等，也受到專家們的質疑。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秦池江直接地表達了對于銀行上市的保留意見。他認為，商業銀行的改革不應該從產權入手，“關鍵還是政府和金融部門各自的功能定位”。功能定位決定了政府對銀行應該管什么，以及應該怎么管。目前政府管理銀行的思路、手段都存在很大的問題。實際上，目前政府對商業銀行的管理仍是一攬子統管，從黨、政、工、青、婦一直到具體業務。現在應該討論的并不是要不要實行股份制或者要不要上市，而是重新確定政府行為的觀念，重新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應該放棄對商業銀行的過多干預，“創造一個有利于商業銀行競爭的空間”。 這位資深金融專家將他提出的任務概括為銀行的“市場化改革問題”。他認為，在市場化改革解決之后，股份制改革才是有意義的。 誰先邁步？ 學界的探討仍在繼續，但來自監管部門的消息表明，目前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上市在理論和政策面上已無過多爭議，關鍵只是把握節奏；而國有四大商業銀行的上市，主要是包括其國內資產的整體上市，目前尚未作為改革的近期和中期目標提上議程。 我國目前共有10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其總資產已經占到全部金融機構總資產的11%，經營業績也普遍好于國有銀行。讓這部分銀行以公開發行股票的方式向社會公眾募集資本金，被認為可以形成良性的資本補充機制，增強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 盡管如此，股份制商業銀行的上市也不會過快、過急。消息人士稱，管理層目前的擔心是，如果銀行過于集中上市，會對大盤產生一定的沖擊，因此銀行步入A股市場的步伐將放緩，今年可能只有民生銀行一家上市，其他的或許只能繼續等待；條件具備的銀行也可能選擇海外上市之途。 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占據了國內市場份額的80%。有專家據此認為，四大銀行的上市理應排在首位，因為此舉關乎“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代表和反映了我國整個金融體系的國際競爭能力”。但這種看法目前并未被決策層所接受。 據悉，來自金融監管部門的意見包括兩層內容：其一，在目前國家宏觀調控手段中，國有銀行的地位仍難以替代。為了保證國家對國有商業銀行的有效控制，保持目前國有獨資銀行的形式是十分必要的，而改制上市則意味著銀行股權的分散和國家控制權的相對削弱。其二，四大銀行憑借國家信譽擔保，在吸收存款上仍具優勢，其資本金的不足暫時不會影響國內經營。 當然，國有商業銀行不可能長期靠中央財政注資，遲早要面對資本市場解決資本金問題。最近一次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會議傳來的信息多少顯示了一些突破。這次會議提出，要穩步推進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步伐，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尤其強調要按市場原則多渠道籌集資本金，增強市場競爭力。這些表述雖然十分周到，但“多種渠道”一言既出，畢竟使人看到了希望。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也曾多次公開表示，國有商業銀行是經營貨幣的企業，將其改造成股份制商業銀行沒有政策上的障礙，但必須完善會計制度、監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 專家們雖然對銀行上市的緊迫性與可能性有不同看法，但對于銀行改革的迫切感則同樣急切。在采訪中，記者還聽到了一些相當具體的建議。 一種建議是引進戰略投資人。世界銀行東亞問題經濟學家Richard Newfarmer提到了東亞一些國家的經驗。他認為韓國的做法值得借鑒，即引進外資合作伙伴，不但可以引進新的管理經驗，帶來新的信貸文化，還可以改進舊的信貸評估制度。在操作的層面上，李青原認為，中國的銀行可以考慮引進一個香港的戰略投資者，吸收先進的服務、投資決策、貸款決策、治理結構、風險控制機制，同時再引進幾家外資的合作者。 另一種建議則關注政策環境的改善。秦池江指出，如果現在儲蓄利率市場化、票據利率市場化、銀行服務貨幣化、業務開拓自主化等框架性措施都可以實行，就有可能在股份化之前構造一個市場環境，產生真正適應市場的銀行經營機制和體系，看出商業銀行的經營水平，繼而推動股份制改革。 “我們應該學習80年代中期開始的臺灣公營銀行民營化的經驗。他們的改革框架相當明確，設計細致到對不同層次的員工都作出了具體安排。我不同意所謂通過上市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觀點。漸進式改革只是一種操作的程序和力度問題，并不等于單兵突進，或者沒有長遠目標和設計的改革。”秦池江說。 思睿任波王利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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