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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0年06月23日 14:04 中國經濟時報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有關經濟指標表明,今年工業生產實現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一季度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0.7%,GDP增長8.1%,宏觀經濟形勢似乎已出現轉機。然而,審視多年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由于長期處于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形成了追求建設規模和增長速度的傾向,向擴大建設規模要速度,把增長速度等同于經濟效益和經濟發展,忽視結構優化,忽視技術創新,忽視產品競爭力提高。更為嚴重的是,在長期的消費品工業主導的發展中,形成了主要依靠消費需求增長帶動經濟增長的觀念。消費需求約束出現以后,又不能及時把政策重點轉移到經濟結構調整升級和提高產業競爭力方面去,而是繼續在擴大消費需求方面尋找出路,不健康的浮躁心態表現明顯。 一個國家工業化過程,實際上是一個經濟結構不斷更新和成長的過程,離開了經濟結構的不斷正常成長的基礎而追求高速度,必然帶來不正常的滯脹和反復。中國經濟的GDP高速增長與實物產出的低速增長,如果伴隨的是第三產業的超常規發展和超高速增長,那么它基本是健康的,說明產業結構已經升級,GDP的增長有了新的內容。然而,我國第三產業的增幅很小,這樣,實物產出的增長與GDP增長的過大懸殊就成為一種不正常現象。統計數據表明,自九十年代(特別是1996年)以來,儲蓄的增長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長速度,說明社會財富的增加速度低于儲蓄增長的速度,從而可以認為人們儲蓄的是一種社會財富不足的貨幣,拿這種實物擔保不足的貨幣進行再投資,所產生的GDP增長含有虛擬經濟成分,而中國的GDP增長恰恰是靠投資拉動的。目前,由于社會調動企業和個人直接投資的積極性不夠,我國最大的投資主體依然是國家,企業和居民心安理得地把投資風險讓政府(借債投資)承擔,而自己安全地坐收利息,這樣發展下去將是政府與企業的社會功能錯位。企業應該是完成資本增值的主體,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社會直接投資的主體,居民和政府可以通過對企業的資本投資成為最終投資人,企業應該承擔直接投資的全部風險并通過市場運作而增值,政府和居民承擔對投資的有限風險。如果企業投資下降而政府投資增加,則既不利于企業市場競爭力的提高,也有礙于政府社會功能的正常發揮。因此,靠由政府投資拉動的GDP增長模式應當轉型。 縱觀我國改革開放二十年來的經濟增長,經濟經歷了三次波動,目前已處于第四次波動之中。這四個周期分別是1978-1984年、1985-1987年、1988-1992年、1993年至今,經濟波動的幅度非常明顯。這與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分不開,尤其是政府投資波動,一直是我國經濟波動的主要震源。由于政府部門投資需求牽動價格波動會引起企業生產預期和投資的同步傾向,所以企業投資波動不可避免地會對經濟產生較大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來自這一方面的影響會逐漸增大,由于企業投資的貨幣供給渠道主要是銀行信貸渠道,在銀行還未完全建立起風險約束機制的條件下,這種波動的后果,對金融的風險也同步放大。我國作出政府投資的經濟決策,往往片面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標,使經濟上升速度加快,回落也十分迅速,大起大落。就經濟管理體制而言,政策出臺前后,始終存在與經濟周期波動相關的兩股力量:一股是無責任制的投資“饑渴癥”,導致投資需求的無限擴張;另一股是由分配上的“大鍋飯”及管理上的僵化,導致活力喪失和效率低下,從而對經濟波動產生負面影響。這就需要國家退出直接投資領域,制定明確的產業政策,為企業提供制度和技術創新的環境條件。 我國短缺經濟的終結,買方市場的出現,給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也帶來了制度與技術創新的機遇。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性轉折,迫使人們進入一個艱難的制度創新過程,并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必要的代價改變數量擴張的經濟增長模式,不是簡單地縮小規模、限制產量,更不能人為地造成一種通貨膨脹局面來啟動經濟。歷史經驗證明,通貨膨脹只能導致虛假的市場供求結構,進一步造成產業結構的扭曲。調整經濟結構,不能在原有框架之下進行局部的修改,國際國內經濟環境也不允許我們簡單重復過去的產業結構調整的做法。以新的視野來研究產業政策和產業發展方向,已勢在必行。 從長期發展的角度看,經濟的持續發展必須要有良好的產業結構作支撐,必須不斷加大技術創新的力度。現代經濟增長方式實際是以產業結構變動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模式,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產業結構的狀態,經濟增長又必然導致產業結構的變動,經濟增長越快,產業結構變換率越高。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持續增長,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們不斷根據需求的變化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與1978年相比,1996年第一產業的經濟規模僅擴大了25倍,第二產業的規模擴大了76倍,其中工業經濟規模擴大了78倍,第三產業的經濟規模擴大了63倍,工業、服務業迅速成為我國經濟增長動力。但是,我國經濟結構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結構不合理、重復建設多、經濟效益差仍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最為突出的問題。目前,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僅為30%左右,平均比印度、印尼、越南低10多個百分點,比韓國、俄羅斯、泰國低20多個百分點,比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低30-40個百分點。在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制度因素由供給方轉為需求方時,結構調整沒有對經濟發展發揮重要支撐作用。因此,加大宏觀調控力度,適當擴大投資規模,必須與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加緊制定與實施相應的產業政策,力圖在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中,抓好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包括把高技術注入傳統產業。產業結構高加工度化程度低的根本原因就是傳統產業的技術水平落后,從工業化階段看,傳統產業還必須大力發展。以鋼鐵工業為例,從總產量上看,中國年產量達1億噸,居世界第一,但在中國國民經濟15個主要部門所需要的100個關鍵鋼材品種中,生產能力不足的有27種,質量達不到要求的有20種,目前還不能生產的有11種。因此,我國一方面普通鋼材生產能力過剩,另一方面每年又必須進口1000多萬噸國內短缺的優質鋼材。所以,傳統產業必須加快技術改造步伐,以便推進技術升級和產品更新換代,這是實現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關鍵。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經濟持續強勁增長,這是美國本世紀第三個最長的增長期,失業率1997年底為4.6%,是25年來的最低水平,通脹率30年來最低僅為2%以內。美國硅谷一年的產值竟達4000億美元,美國的經濟發展令世人矚目。在美國,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占20%左右,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高達60%-70%。可見,科技進步是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原因,這就證實了著名經濟學家索洛的名言:“經濟增長就是技術進步”。而高技術的大量采用得益于從里根總統執政時期開始的產業結構調整。1996年全球信息技術產業投資為6100億美元,其中美國占41.5%,超過日本和歐洲對信息技術產業投資的總和。可以說,美國經濟的繁榮靠的是高新技術帶動產業結構升級而實現的。 有鑒于美國的經驗,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必須要進行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其關鍵是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基礎是大力發展教育,增加教育投入,培養高科技人才。我國的教育投入極低,1997年教育投入占GNP的比重僅為2.49%,連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都達不到。要轉變觀念,把“科教興國”落在實處,促進我國教育產業的發展。如果我國不大力發展教育產業,就會在二十一世紀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失去絕好的機遇,形成巨大的就業壓力。要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建立有利于高新技術發展的良性機制。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轉型中,市場發育不完善、不充分,市場機制逐難以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既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又要切實加強和改善國家的宏觀調控,完善產業政策和技術政策。從長遠看,我國維持高質量的經濟增長,需要解決的問題還很多,也非常關鍵,雖然經濟回升勢頭明顯,但深層改革仍需加速。□張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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