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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0年06月16日 15:19 中國經濟時報
一 在某種程度上，平等與效率之間存在著矛盾。改革前我們選擇的是平等，實行的是充分就業的勞動用工制度，但卻損害了效率。改革以來，市場經濟的導入，不但啟動了勞動力市場的流動，而且還在追求效率的同時，將企業富余人員逐漸地清理出了企業。 這樣，一方面是體制內經濟吸納勞動力能力的減弱，另外一方面還是體制外經濟對勞動力的使用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所以，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失業人口(不包括農村失業人口)不斷增加。1992年，城鎮登記失業人口為393.9萬人，登記失業率為2.3%；1993年，有登記失業人口420.1萬人，登記失業率為2.5%；1994年登記失業人口為476.4萬人，登記失業率為2.8%；1995年登記失業人口為519.6萬人，登記失業率為2.9%；1996年登記失業人口為552.8萬人，登記失業率為3%；1997年登記失業人口為557.58萬人，登記失業率為3.1%；1998年城鎮失業登記人口為571萬人，登記失業率為3.1%；1999年失業登記人口為600萬人，登記失業率3.2%。 這就造成了嚴峻的就業形勢。雖然發達國家的失業率有時會大大高于3%，但其所包含的失業人口總數比較少。我國3%的失業人口僅僅屬于登記失業人口，事實上還存在著一個隱性失業人口群，再加上國有企業的約3000萬人的冗員，那么，未來的就業壓力會更加嚴重。 就業形勢的嚴峻性不僅體現在失業人口的增多上，而且還體現在下崗人數的增加上。自1993年以來，我國的下崗職工逐年增加：1993年，有大約300萬人下崗；可到了1995年就有大約564萬人下崗；1997年，全年下崗職工1200萬人；至1998年9月份，我國已經有下崗職工1070萬人，其中國有企業為714.7萬人，占下崗職工的比重達66.8%。據估計，1999年的就業供給達到2903萬人，但就業需求卻遠遠小于這一數字。 人口學家在考慮就業問題時，還參考到了新生勞動力總數與離退休勞動人員總數的大小。倘若新生勞動力總數大于離退休勞動人員總數，那么，對中國就業壓力的估計，就不能只觀照失業下崗人員的多少。因為前者的增加必然帶來勞動人口總數的凈增加。而農村勞動力的流動，亦在某種程度上會為城鎮失業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帶來影響。據人口學家田雪原預測，我國未來勞動人口、也就是15-59歲人口會一直增長到2020年之后，才會煞車。該年齡段人口，到2000年已經達到8.2億人，到2010年時將達到9.2億人——在10年間凈增加1億就業人口，到2020年時，會更進一步地增加到9.4億——比2010年凈增加0.2億。這就是說，在未來的20多年間，我國將在克服現有失業人口和下崗人口就業問題的基礎上，還要為新增加的這1.2億人口進一步創造就業機會。故而，不應該將失業問題作為一個眼前的問題來考慮，而要高瞻遠矚、長期打算。二 城鎮失業與下崗人員的增加，必然使失業與下崗人員所涉及的家庭戶數直線上升。在失業下崗人員的收入缺少制度保障時，這些家庭的生活水平會直線下跌。正因為如此，失業和下崗者淪為城市貧困階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在“把脈”中國失業，并對解決下崗問題開出行之有效的“藥方”的過程中，政府開出的“藥方”，偏重于維持社會的穩定。這個“藥方”一方面以下崗職工進再就業中心的方式，給了那些離開工作崗位的職工以基本生活費保障，而另外一方面，則以經過必要培訓重新上崗的方式，解決其再就業問題。這有效地防止了企業簡單化地將下崗職工直接推入社會，也避免了矛盾的進一步激化。但這只是一種暫時性過渡辦法，最終，下崗人員還是要到勞動力市場之上去追尋自己的位置。而且，如果我國經濟能夠盡快走出低迷的谷底，那么，這種過渡性的辦法在支付一定的改革成本之后會轉化為歷史，但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比較慢，那么，下崗職工是怎么樣也不能被推入社會的。何況，某些企業在尋找擺脫困境的出路時，還一再集資，還一再動員內部職工入過股。倘若企業不能退出其股份、不能歸還其集資，這些下崗職工怎么能夠與企業斷絕關系呢？ 在每年有將近3000多萬勞動力供給的前提之下，思考中國當今的就業通道，在經濟增長所形成的就業彈性有限的情況下，就只有兩條路可走：其一，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維持高失業率；其二，有限度犧牲改革進程，犧牲效率，擴充就業。這兩條路徑的把握者，都應該是政府，所以，解決失業問題，實際就轉化為政府在就業問題上的制度選擇。 三 有限度犧牲改革進程的辦法，要求政府在對整個勞動力市場信息充分占有的基礎上，通過與各個國有企業的討價還價，作出科學決策，既保證改革穩定向前、不失原來準頭，又保證國企改革的目標不致落空。雖然對第二種選擇，理論界有人已經發出了猛烈的呼號，但竊以為這一點政府很難做到。因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維持高失業率的狀況，就成為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不管是下崗職工，還是無法找到工作的新生勞動力大軍，只要失業救濟金或下崗職工的生活費能夠維持基本所需，大范圍的社會動蕩就可以防止。而社會保障中的失業保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原來都是在體制內企業之中實施的。現在，如果國家強制性地將其擴大到體制外，也擴大到體制內的所有從業人員身上，切實保證不同所有制企業都能夠足額繳納這些保險險種，那么，以所有在業職工的失業保險的險種來源，在即有的基礎上提高失業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費的想法，就比較有把握實現。 截至1998年，在城鎮從業人員中，國有單位的從業人員已經下降到9085萬人，集體單位的從業人員已經下降到1963萬人。經過1999年的改革之后，不管是國有單位還是集體單位，其所容納的從業人員，應該都有一個大幅度的下降。在整個城鎮20678萬人的從業人員之中，(現在)估計國有單位與集體單位的從業人員僅僅占一半左右。在以往的調查中，體制外經濟繳納社會保險的比例是很低的。如果將這些企業從業人員的社會保險都足額收繳上來，這個數目相信會很大。如果“蛋糕”既已做成，那么，怎樣切出一塊來補償給失業下崗者，就相對比較簡單了。 可問題在于，體制外成長起來的各種經濟實體，能否自愿地配合國家的政策措施，將所雇職工的失業保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都繳納上來呢？在體制外各種經濟實體從業的員工，能否團結起來，形成壓力集團迫使雇主為其繳納各種保險呢？有這個可能性，但主要還得依靠國家強有力地征收。 四 在城鎮嚴峻的失業壓力之下，社會各界思考過許多降低失業率的辦法，這些辦法是： ——改變就業觀念，擴大就業范圍； ——大力推廣高等教育和職工培訓，一方面適應知識經濟的需要、培養高層次人才，一方面遲延新生勞動力進入就業市場的時間，減輕就業市場的壓力； ——長痛不如短痛，趁早完成體制轉化，將勞動力置于市場經濟之中，迫使其競爭； ——將農民工逐出市鎮，迫使他們讓出原已占據的就業崗位，以此去誘使城鎮失業下崗人員去填充。 這些措施，的確在不同程度上緩解了就業壓力，為失業下崗職工的再就業努了一把力。可這些措施，卻仍然不能在根本上解決失業問題。竊以為這些辦法都是一些輔助性的辦法，而不是根本性的辦法。 先說“改變就業觀念”。什么是正確的就業觀念？什么是不正確的就業觀念？說到底，人們對自己職業與工種的選擇，是一個比較收益與利益損益問題。離開國有企業，就不但離開了自己原已工作了多年的單位，而且還會告別那一個曾經給自己提供過福利的載體，這還得加上離開自己工友的代價。對于某些撈到了住房的人來說，“改變就業觀念”就不是一個大問題，但對還沒有撈到住房的人來說，如果自己的集資和入進企業的股份不能及時退出，那么，“觀念”就不能在短期內改變。 在高校擴大招生量，相對減少進入新生勞動力大軍的人數，在大城市的確是一個辦法，但每年3000元到5000元的學費，卻讓中下層百姓難以支持。這只會對社會上層人士帶來好處，使其在交錢就可以上學的邏輯理路里，為自己的子女較為容易地賺取學歷選票。 將下崗職工與失業人員完全置于勞動力市場任其競爭的辦法，是缺少倫理的辦法。在社會保障還不太完善的今天，這種辦法幾乎就沒有什么可操作性。 將農民工逐出城鎮，迫使其為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出讓就業崗位的辦法，一方面加強了本來就存在的城鄉就業身份歧視，另外一方面，農民工出讓的就業崗位，下崗職工還不一定會去填充。 即使這些辦法都是行之有效的，每年1000多萬的新生勞動力所造成的就業壓力，也不可能完全消除。 考慮到這些，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說，既然高失業率不可避免，吸納勞動力的企業這塊“蛋糕”也不可能在短期做大，那么，完善社會保障，保證失業下崗人員的失業保險和生活費收入，加強體制外經濟實體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就應該是維護社會穩定、擺脫失業壓力困境的主要制度選擇。□張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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