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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體制改革的知易行難，可用“起步早，進展慢，成效低”來概括。以居住消費改革為例，1980年起步，到2000年初，真實的變化還在紙面上，機關和事業單位“搶搭末班車”則一浪高過一浪。其住宅的單元面積和新潮水準，足以讓香港中產階級欽羨。

　　由消費體制弊端引發的經濟運行故障，用電路原理作譬，可以歸結為兩類，一是“短路”現象；二是“斷路”現象。其中有些被作為“不正之風”、“三亂”或腐敗行為而屢加整治，典型“抓”了不少，整體局面未見明顯扭轉。原因之一是沒有從制度、政策上探究和消除它們的肇因。

　　以生產、管理和單位福利名義實現的個人消費，避開了分配這個“電阻”，像電路中的短路電流一樣趨于無窮大。消費短路集中在三個領域：一是接待、會議、洽談等名義下的公款吃喝；二是考察、學習、調研等名義下的公費旅游；三是不需要任何名義的公車私用。此外還有新興的公費“漏斗”，諸如“培訓中心”、健身娛樂、通信上崗、文憑執照等，實際上所有私人消費領域都有“短路”現象，文藝作品中“上廁所開發票”的笑談并非憑空杜撰。公費中有多大比例屬私人消費性質，無從判別。

　　公款支撐的私人消費規模，足以影響一些主要商品和服務的市場價格。北京的商品房價位連年高于全國平均漲幅，就得力于大小機關、各類駐京辦、真有權的事業單位和假脫鉤的部委公司。北京的飲食業、旅店業、旅游業、娛樂業價格也明顯高于其他大城市，可作解釋的原因之一是公款消費匯集于此。

　　“消費短路”不僅抬高價格門檻，還擠占和浪費本應提供給私人消費的資源。最近有統計顯示，北京市35萬輛小汽車保有量中，公車和私車為1：1。如果考慮“公車私戶”和外地私車北京牌等因素，再考慮使用中的不同約束機制，公車的資源占用和排污比例比私車高得多。但是，目前許多城市的管理規定卻單獨對私車設限，而且要“越來越嚴”。

　　市場不旺被稱為結構性過剩。正是“消費短路”發出扭曲的市場信號，給結構偏畸火上澆油。所謂盲目投資，其實多數都有暴利驅動。新聞報道經常披露一些縣市發不出工資，但貧困縣鄉從來不愁轎車的錢。有分析說，全國每年近三成的財政收入被“公車”吞噬。轎車越貴越不愁賣，所以，各大汽車廠才“盲目”爭上高檔轎車項目，才能夠津津樂道于“明年產量可達5萬輛”。我國有每年近300億元的農用運輸車市場，1999年產量已達320萬輛，從未聞哪家技術先進的大汽車廠肯對此“醒目”投資，而鄉鎮企業制造的簡陋機動車，又受到城市交通管理的禁行管制。農產品流通不暢，價格難免下跌，農民收入減少，亦無力購買工業品。治理“緊縮”時如果不關注這類細枝末節，其藥方難免效果不彰。

　　公款支撐的消費短路不僅對經濟運行有害，還引致社會失范，尤為嚴重的是公私不分，此外還加劇其他社會病：例如畸形消費——“洗浴娛樂”的霓虹燈堂而皇之地點亮都市夜空。例如灰色經濟——隨處可見“收汽油票”的招牌和“賣發票”的吆喝。例如腐敗交易——公款行賄和受賄者都傾向借助消費這條安全渠道：“花公家的錢，結自己的緣”已經帶壞世風。

　　“消費短路”現象有增無減，說明原有財經紀律、監管制度的實際效能在下降。目前的管理制度建立在層級制基礎上，屬于“封閉運行”。近年來，一方面因組織形式多元化，一方面受人為因素破壞，約束力漸失。條件的變化也是重要原因。有些制度已經無法操作，基本失效，例如機關“創收”政策口子一開，行政開支源頭控制很難再起作用。

　　顯而易見，“消費短路”是一果多因，問題不僅僅出在消費環節。盡管如此，改革消費體制仍有“釜底抽薪”之效，這方面的改革社會成本雖低，但是隱蔽阻力巨大。公務用車改革欲進還退就是典型事例。

　　總之，“消費短路”是體制缺陷所致，亟需宏觀警覺和制度創新。

　　與“消費短路”相比，“消費斷路”對經濟的阻礙更加直觀，它也和電路故障一樣使阻抗趨于無窮大，破壞全系統運行。“消費斷路”集中于四類現象。

　　第一類，社會和經濟管理部門剝奪消費者正當權利。我國稅制至今仍以間接稅為主，雖然企業繳納的稅收中有很大比例通過商品價格轉嫁給最終消費者，但體制觀念從直覺上認為，消費者不提供利稅，反而需要“養活”。因此，職能部門出臺限制消費者選擇權的法規時，自認為無需多慮——既能徹底解決所轄領域中的問題，又“方便管理”。例如，1993年后許多城市規定禁放鞭炮(本應區分，具有殺傷力的爆炸物不是鞭炮，其中有些從造型上即能判明系紙殼手榴彈)，春節期間也不例外，并稱這是與國際化大都市接軌。其實，節日放鞭炮乃中華民俗，是一個重要的國際旅游資源和消費市場。凡事都有利弊，對放鞭炮完全可以通過產品生產許可、專賣和制定燃放安全規定來達到管理目的。法國人好養狗，西班牙人喜斗牛，也污染，也出事故，但并沒有一概遭禁，也沒有聽說要和誰接軌。如果仔細論證，可以發現“禁阻型”管理并非低成本的高效管理，而是指令性經濟體制的常規管理方式，其管理成本和社會成本遠高于以疏導為主的現代管理制度。

　　如果說放鞭炮遭禁不會在就業和消費上產生全局性影響的話，還可以舉兩個足以牽動局面的案例：

　　一是許多大中型城市對摩托車實行嚴格的總量限制，人為制造出消費斷層，使我國新興的摩托車工業陷入困境：摩托車年生產能力已超過1500萬輛，1998年銷量885.7萬輛，1999年僅與上年持平。盡管10輛摩托車的尾氣排放也不抵一輛“桑塔那”，但城市居民使用摩托車的選擇權仍被剝奪。從消費者意向調查看，逾40%的人有意購買摩托車，同時有40.23%的消費者把“上牌照困難”作為影響購買的第一因素。全國八大城市調查，其中6個城市有行政管理限制，一個城市收3000元以上額外費用。大城市是即期購買力高地，如果能把禁阻型管理改為許可型管理，以每年增銷摩托車300萬輛計，市場零售額約增200億元，間接拉動的消費當倍于此數。福州市1998年10月起對摩托車上牌照解禁，據報道是為了籌資修路，至1999年7月重新“暫停報牌”，9個月新增摩托車3萬輛。濟南市為扶持本地的摩托車制造企業，解除了上牌照禁令，一個星期內銷量相當以往8個月。此兩例可說明城市居民對摩托車有旺盛需求，也可以說明禁阻型管理在多大程度上抑制經濟成長。

　　二是對城市殯葬消費的過度限制(農村的實際狀況與制度規定差距很大)。把土葬簡單歸結為“死人與活人爭地”和“封建迷信”，至少是一個歷史誤會。火葬與土葬(無墳包深埋)哪種方式更節約、更少污染、更合乎生態自然屬性，以今天的科技認知已能作出新的判斷。殯葬是一種精神和物質雙重消費(厚葬只是特定社會條件下派生的風俗)，而且是持續型消費(掃墓)，還可以是一種綠色消費(帶動城郊荒山綠化)。作為精神消費，殯葬既可作愚昧載體，又可作文明、文化載體，這里只論殯葬業的經濟作用。如果調整相關政策，因地制宜，允許城市居民購買遠郊或外地荒山使用權作為墓地，殯葬業可以在不擠占耕地的前提下，由財政不堪重負的“民政事業”轉為大量增加就業、提供稅收的服務產業，并帶動城市資金流向農村，帶動相關行業如造林、道路、旅游、紙材、石材業發展。國外有些大城市，墓地就設在市區，因為殯葬是“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行業，它的占地理由至少不弱于寫字樓。反觀我國，近年城郊鄉村熱衷在集體土地甚至耕地上建設公墓，每平方米賣價可高達數萬元，審批制度又使殯葬管理部門坐享巨額灰收入，壟斷暴利還會刺激違法經營，最后的結局很可能是土地沒少占，國有資源稅收卻大量流失，同時消費者利益受損。

　　從上例中還可以發現，越是在大眾消費領域，規制越嚴、越顯輕率。相反，許多城市內日見其多的“洗浴娛樂中心”、“電子娛樂城”和強占人行道的“汽車美容維修”作坊等等，只為少數高消費者服務，雖然也屬于難規范或高污染行業，卻從未聞哪個城市“快刀斬亂麻”地一律禁辦。

　　對大眾消費者實行“禁阻型”管理，又想讓經濟良性循環，就好比不容許草木生長，還指望四季風調雨順一樣。

　　第二類，公共服務部門向消費者轉嫁經營性虧損。

　　行政類公共服務可以借用政策性虧損和經營性虧損的概念。低效和負效的社會管理即政府部門的“經營性虧損”。以政府職能部門的“三亂”行為(其中多數是違法行為)，就是嚴重的負效管理。

　　治理“亂收費”的困難在于：所有行政收費都抬高市場價格或消費選擇的成本，但企業和消費者即使肯付出舉報代價，也無從判斷哪項現存收費是“亂”的，收費規定來自主管部門，從局部看都有其“必要性”、合法性。職能管理部門的多種“年檢”有明顯的設租傾向和普遍存在亂收費，但是至今一少有“嚴肅處理”，二不見制度改革，只有三令五申的禁而不止。稅務部門在年檢中強售書籍、強收會費和強訂報刊就是長期惡疾，最近又有揭露：西安市工商局向年檢企業強賣《中國廣告年鑒》，每冊220元。廣告企業必須交廣告協會會費550元，私企須交私企協會會費330元。還有訂報訂刊等要求。這些費用作為企業成本最后大部分將轉移到消費者頭上。

　　再一例，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對私人購買機動車規定提供泊位證明，泊位證明只能來自收費停車場，而收費停車場的設立由公安交通管理局審批。在公共土地上尤其是居民區內高額收費頒發私人停車證，是否有越權和違憲之嫌？從科學管理方面看，汽車屬于道路，保有量是常數，停放車輛增多時，行駛車必然減少，午間夜間停車本來可以充分利用城市道路資源，但交通管理規定人為加劇了停車難。大量汽車停在居民區內，還增加火災隱患和鄰里矛盾。許多“便于管理”的制度，盡管不便于被管理者，卻很少有糾偏機制，消費者處于被動無奈的地位。

　　對消費環節的過度管制，勢必催生畸形的灰色經濟。北京郊區的地鐵站旁，總聚集著一些私自載客的三輪摩托車，短短幾華里收費2元至5元。這種不合法的生意年年被“集中”整治，“黑車”卻一步步向市區逼近。因為需求在創造供給，強盛的需求能創造出質次價高的供給。既然政府需要“安置”下崗職工，客運業又存在發展機會，為什么管理部門不肯允許和規范郊區低價短途客運，從而滿足需求、增加就業、擴大稅基，一舉數得。現狀卻是地下經濟蔓延，行政管理權威下降、尋租弊端滋生，治理工作事倍功半。

　　行政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收費服務與“黑箱操作”，其成本不可能均等地轉嫁給消費者，“倒霉”的企業或消費者無力承受時就退出市場，斷路由此產生。寧波市某公司做一個小區開發項目，經過28道審批，跑了33個部門，蓋了86個印章，還沒有完成手續。企業用于報批的各種費用耗資450多萬元，占項目總成本的20%。長春市一家企業，從開始注冊登記到拿到營業執照費時一個多月，還不明不白地花費3000元，其中治安費要收6000元，“找人說了一下”減為1000元，“彈性咋這么大？”看到這些數字，再對比經貿委公布的“近兩年共取消不合理收費26710項，涉及金額每年985億元”；國務院減負辦公布的1999年全國共取消向企業不合理收費10501項，減輕企業負擔424億元；以及1999年10月國家計委、財政部公布的第二批降低行政性收費標準的通知，一下列出468項“偏高”行政收費；約略可知消費門檻緣何虛實難測。有報道稱，全國汽車工業的年利潤總額約40億元，而各方面對交通、車輛的稅外收費每年達1626億元，占全國各類收費總額的40%，近一半收費屬于越權設項。1999年，在中央嚴令治理“三亂”的背景下，對16個省、直轄市、自治區進行交通收費專項檢查，仍查出違法收費近20億元。對賬外數額也應有現實估計。民間說：現在路上不安全，有人劫道，白天是執法的劫，晚上是犯法的劫。

　　除了非法收費之外，還有具普遍性的地方政府越權集資和行政性中介機構的高價服務等，也抑制了居民消費。

　　政府管理部門之外，無償占用公共資源的原“事業單位”盡管多數正在實行轉軌，仍然保持著政策壟斷特征。無論郵電、鐵路、民航、供電的市場化；文化、出版、醫療、體育、教育的產業化，還是城市公用、單位后勤、中介服務的企業化，都把抬高價格作為動力，都具備隔幾年上一個新臺階的漲價機制。北京市區公交車票、公園門票價格今年初成倍上漲(此前已經通過公交開辟專線車、公園常年辦節等方式暗中漲了價)，照例用成本大于收益作為解釋，照例對成本構成和財政補貼詳情未加說明。且不論它們的“軟成本”問題，一個公交公司，連汽車都要買自家制造的，成本焉能不高。

　　事業單位的隱性和變相漲價規模不易統計，但不可忽略。最近，安徽省物價局對全省4602所中小學校和教育部門檢查，查出違規收費7712.28萬元。此數字尚不包括學校為了獲取行銷費分成，向學生攤派訂閱報刊和銷售商品的收入。類似的強買強賣無助于“擴大內需”，只能使整體消費環境惡化。事業“亂收費”中不乏與行政部門的利益共謀。

　　對于行政和事業單位的“三亂”，即使有查處，也始終失之于“寬松”，1999年6月一次典型案例的報道中，報道的處理決定竟是“要求立即停收”。既然這樣實行督導，“三亂”成風就是合乎邏輯的結果。

　　1996至1999年，我國的商品零售價格總水平分別比上年增長6.1%、0.8%、-2.6%、-3%，同期服務項目價格上漲率分別是16%、16.5%、10.1%、10.6%，一種新的價格剪刀差已然形成，主要原因就在于壟斷性強的公共服務行業享有以非市場成本定價的“政策優惠”。服務業高價格對居民消費有“高阻抗”作用，電影市場就很典型：經營者一面苦嘆蕭條，一面固守世界領先的高票價(以購買力平價計)，因為并無倒閉失業之虞。服務市場的半封閉是我國第三產業增勢陷入徘徊局面的重要原因。也說明對第三產業的優惠政策存在被“截留”和“挪用”問題，沒能傳導給消費者。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成長缺少個人消費的拉動，致使第三產業增速出現多年徘徊局面。

　　第三類，政府職能部門的管理缺位導致消費阻斷。假冒偽劣商品不僅在許多集貿市場和私營商店中暢行無阻，在國有大型商業企業中也見慣不怪。

　　假冒偽劣商品有兩種基本生存方式，一種是小規模生產經營，靠低價格占領市場，劣質低價的商品除了可能有害消費安全，造成資源浪費外，還推動物價隱性上漲(陳云語：質量差是最大的漲價)。多年積累的消費教訓使居民自我保護意識加強，市場上低價劣質商品已現頹勢。目前，危害更多地來自第二種方式，即運用現代生產經營技術，大規模生產假冒名牌商品或高價平質商品(有人美其名曰“假冒不偽劣”)，消費者很難憑經驗或常識辨別。由于假冒商品能獲取暴利，除為當地提供利稅外，還能常用聯營、贊助等手段向管理部門付高額租金“打通關節”，一些政府機構異變成假冒商品的保護傘。

　　假貨猖獗，從副食品、煙酒到高檔電器，都存在大規模造假現象。

　　利用我國新聞媒體特有的威信，以成百萬上千萬元的廣告和軟廣告投入，騙取消費者信任，是社會掠奪型的造假企業又一暴富之術。假冒藥品的泛濫即起因于管理部門失職。

　　雖有《廣告法》的約束，違法刊登不實廣告的媒體極少受查處。

　　泛濫于市場的價格欺詐也很少受到物價管理部門懲處。違法的商業加價在公共服務部門和大型餐飲企業更甚于個體戶。暴利經營在大城市比中小城市嚴重；中小城市的消費者則更多承受商品和服務的違約和劣質侵害。不難發現，行業管理部門對“亂降價”的反應激烈程度遠遠高于“亂漲價”；職能部門審批“調價”的熱情遠遠高于其規范市場價格的能力。

　　人們如果在街上遭偷搶，自我保護的簡便選擇就是減少外出；在消費時有了同樣遭遇，只得以減少消費求安全。

　　司法部門對消費者利益保護不足，客觀上也增大消費阻抗。我國至今缺少方便消費者投訴的小額民事法庭，更少見能夠激勵消費者維護自身權益的判例。建立法治社會的過程，應當是守法、用法者受到利益激勵的過程，而不應相反。

　　第四類，行政權力越俎代庖，偏袒地方和企業利益，阻礙技術進步型降價。供給之所以能夠創造需求，引導消費，很重要的原因是科技進步通過發明新品、降低消耗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擴展了消費群體或消費領域。技術在帶動新興市場的同時對舊有的生產體系必然造成沖擊。從全社會看，新技術多多益善，但是對既得利益者來說，維持現狀最重要，這個沖突在體制轉軌時期有多種表現，社會結構中處于弱勢的消費者群體容易成為沖突中的犧牲者。

　　目前，地方保護造成嚴重的市場分割，甚至可以細化到同一城市的區一級。汽車、電器、啤酒、卷煙等熱銷商品，近期都有政府插手封鎖市場的惡性案例，浮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在現代社會中，消費者能夠容易地獲得廣泛的市場信息，但是卻受制于所處的消費環境，一部分人理所當然地產生逆反心理，寧肯少消費；另一部分則被迫接受相對低質高價的商品和服務，等于降低了實際購買力。

　　強買強賣行為可能對局部地區的病態經濟有止痛效果，但是非市場手段“成癮”并泛化以后，其副作用肯定是破壞性的。

　　地方利益之外，部門利益也對企業和消費者權益構成損害，其主要表現是行業管理部門對正常的競爭性降價反應過度；對技術進步型降價暗中作梗。因為部門利益依賴系統內現有企業的利潤，其經營水平參照系又是封閉的。以移動通訊行業為例，由于有公費的支撐和青年消費群體旺盛需求，至今維持著高成本、高利潤下的高速增長，但是供大于求的態勢已經明顯。居民私人使用電話有明顯的“熱買冷用”特征，這是我國現有收入水平決定的。從兼顧消費者和生產者利益出發，如果大幅降低“頻道資源占用”月租，既符合按使用量付費的公平交易原則，又可以大幅度增加用戶，提高設備利用率(有計算表明，每增加一萬用戶，企業年營業收入可增加1500萬元)，但是降價政策至今虛多實少，“最低消費額”仍在高位盤旋。醞釀中的新收費方式仍舊延續成本加利潤定價的老路。

　　同樣發生在移動通訊領域，一種技術先進、價格低、廣受消費者歡迎的PHS市內移動電話，剛開始在深圳、杭州等一些城市投入運營，行業管理部門就發出“緊急通知”叫停。所述理由是在日本這種系統已被證明沒有市場優勢。日本的PHS業務沒有發展起來，有復雜原因，其中主要因素是蜂窩移動電話的通話費從1995年的每分鐘200日元降至日前的90日元，作為高收入國家的居民足以承受。我國的情況與日本大不相同，市場已經作出明確回應，可是PHS像VCD一樣，是行業管理者頭腦之外的產物，雖然贏得消費者青睞，卻對現存的利益格局構成威脅，于是主管部門將“不讓別人發展是硬道理”的舊戲譜成新腔，以自封的遠見卓識，讓消費者預支出又一筆決策“學費”。

　　再以交通為例，近年無污染高性能的電動自行車技術已臻完善，受到消費者歡迎，但是北京等城市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門不準其上路，解釋原因時說“出于安全方面的考慮”，“北京的道路交通狀況不適合發展電動助力自行車”。安全是管理問題，車種多勢必增大管理難度，但是不能因此就不發展，更不應把管理置于多數人權益之上。“出于安全考慮”，更應該在市區禁行小轎車。電動自行車不僅能滿足中低收入者的出行需要，還可以在夜間充電時起到電力調峰作用。奇怪的是寧肯投入幾十億元搞高耗能的調峰電站，卻不許利用無需財政花一分錢的“消費資源”。

　　阻斷消費的政府行為也有乘數效應，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為擴大內需實行的政策刺激和商家對消費者的讓利，至于刺激的成效和讓利的虛實另當別論。當前應加快消費體制改革，規范和減少政府的管制型經濟行為。王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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