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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無論政府有動作還是無動作，經濟結構調整都隨時在進行。不作任何結構調整的國家，相對于其他國家仍在調整，最明確不過地反映在進出口結構上。政府可以能動地改變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和速度，依是否遵循規律，獲得結構良性化或惡性化的不同調整結果。

　　一、工業化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脈絡是全球化和高技術化

　　1.全球化反映的是數量的擴張。生產要素大規模跨國流動，產業資本大規模跨國投資，強勢企業大規模跨國聯合，等等。高技術化反映的是質量的飛躍，其中既有新興產業及企業的崛起，也有傳統產業及企業的高技術改造。似可認為，任何國家任何發展階段的經濟結構調整，無論形式如何，實質都是從數量和質量兩方面強化經濟。

　　2.美國在結構調整中一路領先。就全球化而言，歐洲與美國旗鼓相當，日本則強于出而弱于進。就高技術化而言，歐、日與美國均有較大差距，其主因似為制度環境和人文環境。高技術化的重要條件，是知識資本化、創新個體化，對此美國的制度和文化最具適應性。歐、日正在急起直追，但是人文環境的變化不是短期能夠奏效的。

　　3.美國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持續的、自發的演進過程，依靠全社會推動、市場化進行；政府、國會對社會現象和市場發展有相當的敏感，能夠適時提供制度保證。硅谷不是出自政府的戰略規劃，而是發育到一定程度的一系列社會和市場因素(教育、文化、資本、技術、人才、產業組織、商業環境等等)在某一區域的有機整合。硅谷的出現是偶然的，高技術企業群體首先在美國興起則是必然的。

　　4.歐洲、日本的高技術產業尚未形成得以自發演進的機制，因此近幾年各國政府都在以美國為借鑒，加強有關制度建設，鼓勵風險企業的形成和發展。另一方面，政府資本有退有進，以退補進，如法國若斯潘政府以出讓國有電信股權的收益創立風險投資基金。

　　二、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亞洲四小龍為代表)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脈絡是補牢和融入

　　1.先進國家也曾多次亡羊補牢，后進國家補牢在所難免。東亞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是本國工商資本的長期積累可以被國際金融資本在短期內一掃而空。這也就是說不補牢無以融入全球化和高技術化，補牢是融入的前提。因此，四小龍(以及較弱程度上的其他東盟國家)結構調整的一個共同重點是強化金融。強化金融并非強化政府直接干預，基于經濟安全而采取的短期措施旨在為長期的改革開放贏得緩沖時間。因此，馬來西亞重開外匯市場，香港把危機期間政府托市的“官股”還富于民。此外，補牢還需因地制宜，如韓國的結構調整就包括鼓勵中小企業、壓制財閥等企業結構方面的特定內容。

　　2.四小龍對于必須融入全球化與高技術化不存任何疑義。它們結構調整的另兩個共同重點，一是通過集成政策，推動高技術企業的生成與發展；二是提高開放程度，更積極地鼓勵國際資本進入，韓國為此甘冒(由于人文背景)政治風險。

　　三、轉軌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難度在于制度建設

　　“休克療法”的倡導者和實行者都已經認識到，在沒有最基本的法規和制度的情況下聽任市場去自發調整經濟結構，其后果是只有“休克”沒有“療法”。這就是“后華盛頓共識”。對于大部分前蘇聯和東歐轉軌國家來說，現在似還談不上主動、有效、良性的結構調整，主要原因仍在于制度建設嚴重滯后。

　　1.小國有小國的考慮。它們對待結構調整的基本態度，似可歸納為徹底接受以國外資本為主導的國際分工，在全球化進程中被動定位。從過去接受“大家庭”分工到現在接受西方分工，反正都是分工，觀念轉變并不難，難在經濟體制改革。即使是被動定位也需要有大量的制度建設，所以只有少數國家初步明確了分工，多數國家的經濟結構還不知所從。

　　2.大國有大國的意識。俄羅斯正在反省能不能接受全球化的被動定位，并以經濟總量下降一半為代價，認識到不能聽憑經濟結構自發調整而沒有國家意志和宏觀調控。另一方面，極度混亂的市場秩序和極度嚴重的腐敗說明，沒有堅強、連貫的政治領導，制度建設無從談起。從高技術化來看，前蘇聯曾經具備最強有力的技術生成機制(科學技術人員占世界1／4，新技術發明占世界1／3)，但由于體制原因，技術成果除大量用于軍事裝備工業外，并未形成高技術產業。10年轉軌的結果，高技術產業仍未形成，技術生成機制卻已衰弱。

　　3.同為轉軌國家，中亞與東歐有窮富之分。窮國必然面臨更多的結構性問題。全球化和高技術化是后工業化社會的結構表征，因此也是工業化國家結構調整主導的、甚至唯一的方向。對于中亞的農牧業國家來說，如何像東歐一樣轉化為工業化國家，才是更迫切、更實際的目標選擇(當然這一轉化過程必然要借助全球化和高技術化來實現)。農牧業社會要向工業化社會演進，不能不完成工業化國家早已完成的各項結構調整任務(盡管后發優勢有可能使時間縮短)：區域結構、城鄉結構、一二三產結構、產業結構、規模結構，等等。對于窮國而言，所有這些國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目標是否能夠實現、以及在多長時間內實現，不僅僅取決于能否建立起有助于結構自發調整的體制和機制(改革)，而且取決于國力的持續提高(發展)。在同樣的體制背景下，經濟發展與結構調整互為因果、互動互進，它們從不同層面反映生產力的變化；體制改革則是生產關系的變革，它對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同時起到促進作用。

　　四、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選擇：全球化與高技術化背景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

　　1.與以上各類國家的經濟結構調整態勢相比較，可以縮小中國結構調整的目標范圍。

　　(1)中國不是工業化國家，不可能主導全球化與高技術化的進程，也不可能把調整目標鎖定為全球化與高技術化，但是必須以全球化與高技術化為背景，充分考慮它們對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沖擊和機遇。

　　(2)中國也很難(如國際上一些分析那樣)列入新興工業化國家。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世界平均為44%，中國按居住人口算為70.1%，按從業人口算為49.8%。依此可判斷，中國仍處于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之中。同時，大量的根本性的制度缺陷，也決定了我們不可能經過局部的調整而融入全球化與高技術化。

　　(3)中國是個大國，大國意識和民族精神決定了我們不可能簡單接受國際分工，在全球經濟中被動定位，而是必須有所作為。如果國家意志能夠順應規律，不排除會有超國力的結構調整結果。

　　2.中國仍然是個窮國。人均800美元GNP按國內標準是小康，按世界銀行標準是剛剛擺脫赤貧，進入中低收入水平國家的序列。發展階段是選擇結構調整目標的根本依據。像一般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也應該以城市化、工業化作為最基本的追求。

　　(1)域市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經濟結構的空間調整或橫向調整。一些較低層次的結構調整問題，例如農村經濟結構、農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文化教育結構、生育人口結構、城市結構等等，只有以城市化為基礎來討論才更有戰略意義。城市化帶來的需求結構的巨大變化，將徹底打破許多商品及服務低水平的供求均衡。城市化引發的所有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的重新配置，都將向合理化、集約化的方向進行。對于城市化，長期以來直至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一直逆規律而行，采取禁止的態度(“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之類)，后來又改為限制的態度(“發展小城鎮”之類)，今后宜順應潮流，采取積極鼓勵的態度。現有大、中、小城市都應該根據發展的必要性和實際的可能性，一方面大大降低市內農業人口比例，另一方面適度吸納市外人口入市，這是地方政府的職責。在沿海有足夠水資源的地方，應該作出城市帶規劃，像深圳一樣從漁村中崛起一批大城市，并且形成從西部地區向東部沿海的大規模人口遷移，這是中央政府的職責。在特定的條件下，如果有一定的制度配合，可以把城市視為商品，按商業化原則來生產和銷售。

　　(2)工業化是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經濟結構的時序(歷史進程)調整或縱向調整。只有在大規模工業化的前提之下，才能更深入地探討其他一些相關的結構性問題，如第三產業的發展(先有二后有三)、金融結構、資本結構、產業結構、規模結構、企業結構等等。后工業化國家的結構調整趨勢(全球化與高技術化)對中國的工業化及其相關結構問題將產生直接的、深刻的影響，而對中國的城市化及其相關結構問題只帶來間接的、相對較弱的影響。

　　3.中國仍然是個經濟轉軌國家。各類轉軌國家的經濟結構有很大不同，調整方向也有很大不同，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轉軌的最大障礙是制度的障礙，轉軌的最大難度是制度建設的難度。所謂體制改革，無非就是體例和制度的變革。它的演進過程是比較集中地(時間和空間)破除舊制度、建設新制度，所以正如鄧小平總設計師所指出的，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可以看作是大量制度的破立過程。

　　(1)中國走的是“漸進式改革”的路子，收到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的良好效果，經濟成就舉世矚目。漸進式改革的一大特征是以體制外改革為主。近幾年的經濟發展狀況表明，體制外改革的余地已經不大，必須實質性推進體制內改革。以我們應對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現狀為例：

　　——全球化方面。對外資的進入不斷產生疑慮和爭論，不協調音時有發生；投資軟環境的改善遭遇許多全局性的制度障礙；在加入WTO問題上前方與后方缺乏協調，前方談判后方打顫；一些明顯的競爭性行業也在強調政府壟斷或控股的必要性；等等。問題的表現不同，癥結則一：改革落后于開放，改革制約了開放。

　　——高技術化方面。工業化國家技術成果轉化依兩條主要途徑進行：一是企業自主研發及轉化，二是創新者(在資本市場的支撐下)以風險企業為載體的實驗開發。在中國，企業遠未成為實驗開發的主體，風險投資機制也遠未建立，技術轉化的兩條主要途徑全都嚴重阻塞。這不是科技問題而是經濟體制問題。它說明技術可以超越，體制無法超越。

　　(2)體制改革的許多重大內容，如政府放棄壟斷、民營化、商業化、市場化等等，在國外的一些分析中都作為結構問題來看待。國內的討論中，全局來看不宜把經濟結構調整的內涵拓展得過于寬泛；涉及具體領域時，一些轉軌問題(如國資進退)可作為結構調整內容進行深入分析。

　　(3)改革所要達到的一系列目標，恰恰是結構調整所應該采取的合理手段。例如，金融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形成能夠有效運作的資本市場，而資本市場正是調整經濟結構最主要的手段。再如，投資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形成能夠有效動員社會力量的投資機制，只有依靠全社會的力量才能實現經濟結構的合理調整。如果抽掉這些既作為改革目標又作為結構調整手段的中介，就可以看到改革與調整的直接關系，是以改革統率國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準此，政府在結構調整中的首要職責，不是調用社會財力以貫徹政府的意圖，實現政府所選中的具體目標(那樣做難免顧此失彼)，而是通過改革、轉軌、制度建設，最大限度地建立起適宜于經濟結構全方位自行調整、持續調整的機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課題組

　　課題負責人陳清泰魯志強

　　課題總協調人劉世錦

　　本報告執筆郭勵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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