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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在全國政協會的間隙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我曾就網絡股的問題發表過一些看法，大致是說，爆炒網絡 股使它的泡沫膨脹，對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利小弊大，大眾傳媒最好不要推波助瀾。

　　但是，也有人說，股市泡沫有利于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在“新經濟”的時代；網絡股的泡沫不會破滅，我不能同 意這種看法。

　　股市里的所謂“泡沫”，指的是股票的價格脫離了公司基本面，超出了它的實際價值的市值虛升部分。經濟里的 氣泡膨脹得太大就成了氣泡經濟，天下沒有不斷膨脹、永不破滅的氣泡。

　　最早的泡沫事件可以追溯到1636年荷蘭的“郁金香瘋狂”， 1720年英國的“南海泡沫”和同年法國的 “密西西比泡沫”。近代最典型的泡沫事件是美國20年代的大牛市和1929年的大崩盤。在1929年之前的七年里，美 國經濟持續繁榮，證券市場出現了空前的大牛市，人稱“吼叫的20年代”。到了1929年10月，突然出現了股市崩盤， 從此開始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大危機。直到二戰結束后，美國證券市場才真正從經濟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

　　亞洲金融危機其實也是由泡沫破滅引發的。我個人經歷過的一件事情是在1995年。當時，過熱的香港房地產 和股票價格出現了一定的下降。香港和內地都有一些人主張把房地產和股票價格托起來。我當時發表意見是，香港房地產市場 和股市市場的泡沫成分并沒有完全消除，“托市”只能為日后“崩盤”創造條件。可惜，當時“托市”的主張占了上風，房地 產價格和股票價格從當年11月起重新上升。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那次“托市”使香港失去了一個擠壓泡沫的機會。1997 年下半年房地產和股價處于歷史高位的市場發生崩潰，使香港經濟蒙受了重大損失。

　　我們也有自己的泡沫故事。例如1992年的時候，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促成的大好形勢下，有人給一些地方政府 領導人籌劃，把這些地區的地產價格炒起來、以吸引資金。據說這可以帶動地方經濟迅速發展。廣西的北海市就是一個典型。 當年北海的地產炒作確實吸引了幾百億元的資金，造就了一批貪官污吏和腰纏萬貫的暴發戶。可是另一方面，卻有大量納稅人 的血汗在政府手里打了水漂，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北海市并沒有因此而發展起來，而整個國家卻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在我看來，把股市泡沫同“新經濟”等同起來也是一種牽強附會。

　　“新經濟”是美國經濟學界首先提出的一個概念。最近九年來，在信息產業、基因工程等高技術產業的帶動下， 美國經濟持續高漲，股價也一直在上升。這引起了一些經濟學家的擔心，因為按照過去的規律，長時期的高速增長預示著通貨 膨脹的爆發和金融市場的崩潰。但是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由于80年代以來美國將技術創新和取消管制、開放市場以及穩 健的財政貨幣政策結合起來，由于高技術產業的強勁發展，已經使美國經濟發生了質的變化，在“新經濟”的條件下，持續的 高增長并不必然引起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更多的人則認為，當前美國經濟既有“新經濟”的內容，也存在“泡沫”的成份、 例如，蓋茨這樣的IT業的業內人士在去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就公開表示，美國的網絡股存在泡沫。我在美國的東部和 西部的高技術產業基地都呆過一段時間，對美國高技術企業的技術實力和創新能力有深刻的印象，因此認為當前的美國經濟的 確已經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但也覺得美國經濟界人士對泡沫成份的警惕很有道理。事實上，美國宏觀當局對宏觀經濟的把握 是非常謹慎的。格林斯潘不斷提醒公眾要理性地處理自己的投資行為，美聯儲連續采取措施，力求抑制泡沫生成，以保持美國 經濟的穩定發展，美國的多數投資人也在作理性思考，從去年以來網絡股的股價已經有了大幅度的調整。

　　在我國要不要發展高技術和高技術產業呢？我的回答是：當然要。從比較優勢的觀點看，我國的一些地區存在高 技術人才密集的特點。這是一種可以發展高技術產業的潛在優勢。我們應當努力使這種優勢能夠發揮出來。不過我們必須清醒 地估計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現狀，如果以為它們正在向美國等國家看齊，開始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不經過巨大努力，或 者很快就能發揮這樣的作用，那恐怕只是一種脫離實際的幻想。

　　我們必須懂得，高技術產業的最主要特點在于：在諸種生產要素中，人力資本對高技術產業的發展起決定性的作 用。因此，要使高技術產業更好更快地發展，必須全力以赴，為人力資本創造性的發揮建立起必要的組織制度和其他社會文化 條件。這樣的組織制度和社會文化條件包括：明晰的產權、健全的人才（包括技術人員和經理人員）市場、鼓勵創新的企業文 化和以民間投資為主體的風險投資體系等等。我希望我國官、產、學三界都要為此作出切實的努力，來為我國高技術產業的發 展創造條件，這就是我在答記者問時所說“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的含義。

　　從這種觀點出發，對于不強調真抓實干，而是爆炒“高科技”、“網絡股”等概念以吸引大眾跟風入市，促成股 價飚升，就不能不懷疑醉翁另有他意了。

　　說到“炒概念”，在我國證券市場早就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從炒作“利好政策”到炒作“高科技板塊”、“ 重組題材”，無非是一種“圈錢”的陳舊技倆。這于興業發家和富民強國并無幫助。比如說，在二級市場上給某個企業加上“ 網絡股”的美稱使得它的股價虛升，這個企業并不能從中得利（炒賣本企業股票是違法行為），只是使那些“追勢”“做局” 的“莊家”大發橫財。

　　為了發展我國的高技術產業，需要進行切實的工作，正如我在去年5月北京高新技術國際周的一篇講演中所說的 ，在高技術產業發展的問題上，制度的作用重于技術的演進本身；而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又是十分艱巨的。就我本人說，如果 從1987年開始參與四通公司的改制工作算起，為我國高技術企業建立有效的企業制度而努力已經有十多年的歷史了．這種 努力雖然近來開始見到一點成效，但是同各界人士為此作出的多方面努力相比，實在顯得太小太慢了。

　　在這次政協會朱總理參加的經濟聯組會上，我給中央領導同志提了兩條建議，其中的一條是，應當加強對國外發 展高新技術產業經驗的研究，分析美國、臺灣、印度、歐洲以及以色列等在發展高技術產業上的得失利弊，尋求有利于高技術 產業發展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體系。這些恰恰是我們建國以來多次發展高科技運動都忽視的一個地方，以前我們搞高科技，都是 以政府為主導，由政府制定科技發展規劃，然后由政府分人、分錢、分項目“攻關”。結果搞了幾十年，從總體上說，我們和 發達國家在高技術方面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

　　另外要提出的一點是，最近出現了一股風，說是西部地區在大開發中也應當把高技術產業當作自己的支拄產業。 我覺得這種說法在經濟學上是不正確的。地區發展的基本原則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所以考慮地區發展的規劃時，首先 必須對每個地區的資源稟賦作出具體分析。除了少數城市（例如西安和成都），我國西部的大部分地區似乎并不具備形成強大 高技術產業的條件。吳敬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