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息？降息？

　　———這是個問題

　　葛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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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主席先生：假如要對某個意想不到的問題作出反應，以只有1%的聯邦基金利率，你美聯儲如何再次力挽狂瀾？因此，我迫切要求你立即將聯邦基金利率升至3%，以便使金融狀況在某種程度上恢復正常。”

　　上文引自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寫給他們慣于裝聾作啞的央行行長的公開信(詳見第4版)，這種美國式的無厘頭讓筆者不由想起這樣一則笑話：螞蟻對著走近的大象伸出它的腿，嘴里念叨著———“噓，看我絆它一跟斗。”

　　類似但又相反的呼聲在大洋彼岸也正此起彼伏：德國總理施羅德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表示，目前美元對歐元的利率水平“不能令人滿意”，歐洲央行必須考慮進一步降低利率，以扭轉美元對歐元持續貶值的局面。對此呼吁加威脅，法國總理拉法蘭連忙應和，他稱自己完全同意施羅德的看法，“目前歐元對美元的匯率水平不符合歐美經濟的實際情況，歐元對美元持續走高、波動幅度大，這對歐美雙方都不利。”

　　與上述情境不同，頑固的英國人在此問題上表現出了驚人的靈活性：就在不久前，英國央行將利率調升25個基點至4.0%，而這，已經是他們三個月內的第二次升息。更有甚者，多數分析師預期央行今年稍晚將再次升息以抑制房價和消費者借貸。這一幕，一定讓當初反對加入歐元區者大長志氣。

　　這樣的局面是不是很有意思？尤其是———這一切，正發生在所謂全球經濟日漸一體的今天。

　　與我們的時代一起飛速前進的經濟學正在提供莫大的便利，或者說，制造莫大的混亂，因為所有的聲音總有這樣那樣的理論可作支撐。當然，這樣的碰撞多年以前就已春光乍現。

　　一個耳熟能詳的例子是：作為經濟學史上最為火爆又最沒意思的論戰之一，凱恩斯主義者與貨幣主義者之間的死掐常常被旁觀者歸類為與中世紀時期的爭論相差不多。極端的主張一再出現，論戰的多重目的以及對于時間前提的漠視，經常讓人很難搞懂實際爭論的焦點是什么，其混亂不堪甚至能弄暈主角們自己。

　　進步的地方當然也有。隨著“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的應運而生，經濟學一經“御用”便再難擺脫顯學的架子。于是，詩歌唱和愈顯落寞，制策之風一統宇內。

　　而夾在風箱里的央行行長們，其難堪之處倒還并非眾口難調此一說。情況往往是，搞清楚到底是雞生蛋還是蛋生雞，那才更是要命的問題。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一次大戰爆發，歐洲經濟順風順水、無往不利，金本位制度聲譽之隆幾近宗教，但即便如此，質疑的聲音也沒能完全喑沒。如迪斯雷利便寫道，“把英國的商業優勢與繁榮歸功于我們英國采行金本位制，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更虛妄的了。英國的金本位制不是英國商業繁榮的原因，而是結果。”

　　近乎相同的歷史，又在利率之辯中重演了，而央行行長們的名聲，則繼續在天使與魔鬼間游移。

　　這會不會又是文明社會所必須面臨的謎團之一？畢竟，要讓政府官員放棄貨幣管理權，即使是最為癡狂的貨幣主義者亦會覺得希望渺茫。畢竟，貨幣系統是社會的神經中樞。列寧說過，摧毀一個社會最簡捷的方法就是摧毀它的貨幣。沒錯，只需一臺全速運轉的印鈔機，或者是一紙大幅加息的指令，就能不聲不響地將社會推向惡性通貨膨脹或是嚴冬般的大蕭條中，并進而搗毀這個社會。

　　于是，我們幸運地看到了這場由來已久又前途漫漫的論戰的光彩。情況正如馬克布勞格在其《經濟學方法論》中所述，“很明顯，經濟學家是不會在經驗的反駁面前輕易繳械的。與此同時，爭論已經表明了明確的進步信號，思想簡單的凱恩斯主義和思想簡單的貨幣主義都在逐漸克服(局限性)，因此，現在要把宏觀經濟學家劃分為凱恩斯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比以前困難得多了。”同樣的，貨幣當局的操作區間亦會在不斷的批判與反批判中逼近合理的界限。

　　這樣———既然問題看起來并沒有完美的答案———那就讓疑問永遠存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