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現在就像進了一個黑屋子，人進黑屋子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不動為上’，誰知道前面是什么東西？”面對國內經濟出現投資過熱、股市暴跌以及匯率升值壓力等問題時，一位銀行業人士如是理解央行“以穩為主”的工作基調。

　　當你把這個“黑屋子論”套在中國股市的頭上，你會發現，再去理解證監會或者國資委的“一舉一動”甚至“不動”一下子便變得如此簡單明了。

　　2003年是中國股市不知所措的一年，盤面的表現是浮浮沉沉，隨意飄蕩，缺少了主心骨。尚福林自2002年年底被任命主政中國證券市場以來，時間已近一周年。但很多人在對回顧尚福林一年來的主政歷程后，便給了他一頂“無為主席”的帽子。最開始輿論的評價是尚主席追求“無為而治”，是對證券市場歷年來“政策亂市”的沉默糾正，是“大道無為”。而現在，輿論的評價是尚主席“不作為”。而“不作為”的最重要依據是，在大家一片熱論并認為當前是全流通出臺的最佳時機關口，仍然聽不到尚主席發出任何具有實質性聲音。

　　好在讓尚福林慶幸的是，在進入11月的股市冬天里，全流通的爭論熱浪挽救了股指擊穿1300點的命運。否則，千三破后，鐵盤無底，尚福林又必將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上。

　　隨后，“證券市場被邊緣化了”的聲音開始被人試探性的喊出來，面對國資委的強勢，輿論異乎尋常地理解了尚福林“弱勢主席”的處境。而尚福林對當前“非流通股股東應該讓利給流通股股東”的主流輿情顯然極富敏感力，他在如此恰當的“時間之窗”明確表示“在解決股權分置，上市公司部分不流通等對市場影響重大，涉及社會公眾股東利益的問題時，必須切實保護公眾投資者的合法權益，有利于維護市場的穩定發展”。這次講話，四兩撥千斤，為其贏得了一年來少有的掌聲。

　　而與此同時，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可沒有這么幸運，盡管這位被稱為國有資產大管家的實權派自上任以來，在推進國有大中型企業改制、發展等方面成績可圈可點。但其在證券市場全流通的問題上，被激進人士批評為漠視7000萬股民的根本利益。就連其“國有股減持和國有股流通是兩個概念。但無論是減持還是流通，基本出發點都應該對所有投資者一視同仁，給予保護。”的講話也被輿論負面地理解為對“非流通股股東讓利”主流聲音的模糊性“潑冷水”。

　　有業內人士甚至斷言，表面上在全流通問題上，李榮融說國資委是配合證監會工作，但實際上國資委才是掌握國有股減持方案的生殺大權的，而尚福林“保護公眾投資者合法利益”的承諾的騰挪空間也基本上取決于李大管家的態度。這種斷言實際上對李榮融十分不利。因為它的話外音是如果全流通這個關乎中國證券市場百年大計的問題得不到在正確的時間內正確地解決，那國資委難辭其咎。

　　而證監會到是“弱弱流水任自然”，成了證券市場的旁觀者了。

　　其實，無論是強勢的國資委還是弱勢的證監會，本質上都像是進入黑屋子里的人一樣，區別在于前者雖然面對一大堆與國有資產有關極具緊迫性和重要性的問題時，因為手中握有國有資產處置大權而采取了更為積極主動的方式，而后者雖然先天肩負證券市場的存亡發展大任，但“中介者”角色使其力有未逮，只好呆在黑屋子里靜待環境變化。

　　但真正的困境悖論是在于當前每一個方面的問題都是似乎未曾有過的急迫和重要，朝夕之爭關乎未來，而每一個問題的解決又不能完全地不顧及其他。更何況對于是上市公司的國有資產來說，減持和全流通本是天然的一個過程。但國資委的麻煩在于全流通可以等，但龐大的國有資產減持卻不能等，這是因為一方面是國有資產要有進有退，進行戰略布局轉換的需要，另一方面國有資產每年都在驚人地流失。所以我們看到國資委熱情于談并購談重組，高調稱贊樂凱向外資轉讓股份等等。國資委意圖明顯，那就是全流通是一鍋粥，難攪和，過多地把注意力放到全流通上，貽誤國有資產戰略進退的大事。而證監會的麻煩在于全流通對國資委不是大事，但對證券市場的大計來說卻是“天王山”，不過不行；同時，國資委搞減持又把證券市場的事情牽拉了進去，證監會不表態就難落個“不作為”的嫌疑。可要命的是證監會手中根本沒有“實力牌”，雖生死攸關卻又被別人控制住了咽喉。

　　這樣以來，全流通的問題就被異化為強勢國資委與弱勢證監會之間的博弈。兩者皆百口難辯，只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繼續尋找雙贏方案”的太極應對之招。

　　事實上，減持與全流通問題爭論已三年之久，方案已夠開個展覽會了。以國人的智慧，該想到的也不會遺漏到哪里去。有人已經尖銳地指出，建立在當前宏觀經濟走勢、大盤點位、上市公司業績增長，尤其是股民反復被錘煉的心態等大背景之下，全流通問題已不是莫測高深的事情了，凡有理性者皆知方案得失。換句話說，全流通方案已經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誰來開這個口，誰敢開這個口？

　　《六韜》云，為將者，勇、智、仁、信、忠也。也許，中國股市全流通智者如云，獨缺勇者———這是屬于政治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