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日本一些政要四處活動，目的似乎是要達成一項類似1985年逼迫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逼使人民幣升值。而1985年的“廣場協議”是在何種背景、由誰主導下達成的？日元被迫升值給日本帶來了什么？日本政府為何要堅持“低日元”政策，為此甚至不惜損人利己、以鄰為壑？

　　一、美國逼使日元升值

　　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日元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日元兌美元匯率也開始從360∶1的固定低點升值，到“廣場協議”簽署時的1985年9月，已升至240∶1。但美國政府對日元幣值如此大幅上升仍很不滿意，堅持認定正是由于日元幣值過低，增強了日本產品對美國產品的競爭能力，才導致了美國對日貿易的巨額逆差———美國對日貿易于60年代中后期轉為逆差后，規模不斷擴大，1984年已達330.8億美元，相當于其對日出口額的1.23倍。于是，第二屆里根政府從解決其“孿生赤字”(財政赤字與貿易赤字)的目的出發，委派財政部長貝克于1985年9月22日召集了由西方5大國財長參加的“廣場會議”(因會議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而得名)，會議在美國主導下達成“廣場協議”，核心內容就是通過對外匯市場的共同干預，促使其他4國貨幣，尤其是日元和德國馬克升值。

　　迫于美方壓力，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忠實”履行了“廣場協議”，開始與美國一起大規模干預日元匯市，日元兌美元匯率隨之急劇攀升，很快于1985年底突破了200∶1，1987年初再突破150∶1，到1988年初已逼近120∶1。這意味著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里，日元兌美元已整整升值了一倍！

　　二、從日元升值蕭條到經濟衰退

　　眾所周知，戰后日本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對外貿易的迅速擴大來帶動的，而日本出口貿易的迅速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建立在日元低匯率的基礎之上的。因此，“廣場協議”后日元被迫大幅升值，所產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日本的對外貿易受到嚴重打擊，以致嚴重依賴外需的日本經濟很快陷入了一場“日元升值蕭條”(意即日元升值帶來的蕭條)。在蕭條中的1986年度，日本的出口總額減少了15.4%，實際GDP增長率下降了1個百分點，工礦業生產指數出現了0.2個百分點的負增長，失業率也破了戰后最高紀錄。

　　為擺脫日元升值蕭條，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采取了一系列力度強大的政策措施。其中之一，就是推出了戰后空前的“金融緩和”政策，日本銀行通過連續5次下調利率，一舉將官定利率降至2.5%的“超低”水平。在金融自由化全面推開、實體經濟資金需求縮小的背景下，超低利率導致的大批過剩資金紛紛涌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結果是以股價和地價攀升為中心的經濟泡沫急劇膨脹。到1989年底，日經平均股價已攀升至38900日元，短短4年間整整膨脹了兩倍！而在1988年一年間，日本三大都市圈的地價上漲了43.8%，東京圈地價更上漲達65.3%。

　　到20世紀90年代初，日元升值引發的經濟泡沫突然破滅，日本經濟由此陷入空前嚴重的衰退之中，迄今仍未能從衰退中徹底走出。在歷時10多年的經濟衰退中，幾乎所有重要經濟指標都創了戰后最壞紀錄。其中尤其值得強調的是，日本在戰后西方經濟增長格局中長期保持的優勢地位，特別是對美國的優勢地位，也在此次衰退中喪失殆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以“廣場協議”逼迫日元升值為開端，美國經過多年努力終于打垮了其在國際經貿領域的最大競爭對手。

　　三、日本政府堅持“低日元”政策

　　從日元被迫升值到日元升值蕭條再到泡沫破滅衰退，給日本帶來的教訓是非常慘痛的。作為對這一慘痛教訓的深刻反思，“低日元”已越來越成為日本匯率政策的主導取向，甚至成為日本政府整個對外經濟政策和宏觀調控體系的核心內容，為此甚至不惜損人利己、以鄰為壑。其主要舉措就是誘導日元貶值或阻止日元升值。其典型案例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后，在日本官方的操縱和影響下，日元兌美元匯率由1995年的高點79∶1一舉貶到1998年的低點147∶1，并因此在相當程度上直接誘發并惡化了亞洲金融危機。而目前日本官方采取的主要對策則是通過向外匯市場大規模投放日元、購入美元以阻止日元升值。據日本財務省不久前公布的數字，今年頭7個月，日本官方累計已向匯市投入了9萬多億日元，刷新了1999年全年投入7.6萬億日元的歷史最高紀錄，目的是確保日元兌美元匯率維持在日本出口企業可以承受的

　　底線115∶1之下。

　　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有關部門還要將逼迫人民幣升值作為其“低日元”政策的重要一環。如在今年2月的西方七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日本財務大臣就試圖策動達成一項類似“廣場協議”的協議，逼使人民幣升值。之后又在7月的亞歐經濟部長會議上聲稱人民幣匯率過低“是世界性通貨緊縮的主要原因”，力圖與美國聯手逼迫人民幣升值。但問題是，即便假定人民幣被迫升值，中國經濟極有可能遭受類似日元升值那樣的沖擊，日本經濟卻少有可能享受其試圖追求的利益。(江瑞平)(作者為外交學院經濟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