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有慈善機構及分支機構100個。也就是說，中國的富人們在選擇捐助慈善事業、公益事業時，有100個選擇。與此同時，每年我國各地由政府部門牽頭的扶貧濟困、捐資助學項目也有數百個，加之各地新聞機構積極參與的臨時捐助活動等等，使得中國富人的捐款流向分支極大。

　　《科學投資》本次推出的“中國最慷慨28富人”之外，不乏更積極、更踴躍、捐款數

額更龐大的捐助行為。

　　“光彩富豪”劉永行兄弟

　　2003年1月，東方希望集團在上海浦東新區“慈善周聯合捐”活動中，捐款10萬元，幫助新區貧困人員過一個安定祥和的春節。在此之前，東方希望集團每年都會積極捐助社會公益事業。

　　1995年11月，希望集團捐資170萬元，興建希望小學。1996年1月，劉永行向上海希望飼料公司所在地教育事業捐款100萬元。1996年10月，由希望集團援建的希望小學在小平同志的家鄉——廣安縣協興鎮落成。1996年12月，劉永行代表希望集團將20萬冊科普書籍和100萬套科技資料送給山東的貧困地區農民，拉開了希望集團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送“金鑰匙”科普宣傳月活動的序幕。1997年1月，希望集團向成都府南河整治工程捐款20萬元。1994-1997年，劉永行向成都師專學生捐款共計12萬元。1998年3月，劉永行捐資40萬元重修的武訓祠揭幕。1998年7月，中國發生特大洪災，劉永行電令集團長江流域20余家公司全力參加當地抗洪搶險，并積極捐款捐物。在此期間，希望集團向長江、嫩江、松花江流域遭受水災地區捐款捐物價值達人民幣300萬元。

　　東方希望集團向社會各界捐款已達1400萬元。

　 陳玉書 中國的“世界景泰藍大王”

　　陳玉書出生于印尼一個祖籍福建的愛國華僑家庭。19歲的陳玉書告別親人，回國求學。經過一段時間的文化補習，考入當時的北京師范學院(現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后留在北京西頤中學執教7年。“文革”期間，“懷疑一切”也懷疑到了有海外關系的陳玉書身上，政治上的高壓迫使一心報國的陳玉書不得不攜妻淚別故土，遠赴香港。北京這十幾年的黃金歲月，在陳玉書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一口標準的北京話和幾十年不變的“板寸”頭。至今，無論他走到哪里，都會被“誤認”為北京人、北方人。

　　抵港之初，陳玉書身上只有50港元。為了一家人的生活，他什么臟活累活都做過。他當“地盤工”，使盡渾身力氣工作仍難以養家糊口。一天，他正在公園里苦慮之時，發現一位瘦弱的女士正吃力地陪一個小男孩玩秋千，于是他主動過去幫小男孩蕩秋千，并和這位太太相識。事后得知她是印尼駐香港領事館一高官的夫人。不久，陳玉書邂逅一位印尼華僑朋友，交談中無意說到他手中有一大批急運印尼的貨物，在領事館辦商業簽證時遇到了麻煩。出于義氣，陳玉書主動要求替朋友想想辦法。他于是找到了結識不久的那位太太……朋友的問題不但得到解決，并且在稅率上享受了優惠待遇，為朋友節省了一大筆錢。朋友大喜過望，當即送給陳玉書5萬美元酬金。

　　改革開放后，陳玉書來到北京，得知北京工藝美術品公司有大批景泰藍產品積壓，公司上下正為之焦慮。當時整個世界的景泰藍生意都不景氣，陳玉書憑著對故土的情感和商場經驗，毅然買下全部存貨，到世界各地舉辦各種展覽會，掀起世界范圍的“景泰藍熱”，由此一舉獲得商場上的成功。為了發展中華民族的特種景泰藍工藝，他再接再厲，投資1000萬元，改造舊工藝，開發新品種。他不擺老板架子，吃住都與工人們在一起，還與老藝人一道攻關，終于成功地發明了“中華脫胎景泰藍”，并使它立即成為國內、國際市場的搶手貨。陳玉書從此享有“世界景泰藍大王”的美譽。

　　陳玉書一向熱心香港公益事業，被選為1995-1996年度香港保良局主席。這個機構的宗旨是保持社會安良，扶助社會貧弱，重點是保護婦女和兒童。陳玉書在任期間，第一次代表保良局給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捐款，作為北京慈善總會的創始人，他提議要管好捐款，用到需要的地方，對財產監管使用好，才能對得起前輩和捐款人的苦心。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對于內地的公益事業，他更是積極支持。近年來，他曾帶頭捐款150萬元給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捐出30萬元在云南地震災區建起“榮成小學”，向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捐款80萬港元，向宋慶齡基金會捐款30萬港元。加上其他捐助，他總共向內地同胞捐獻了1600萬港元。

　　趙展岳 “相對論”讓我如此富有

　　現任香港英惠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的趙展岳，是歐美同學會原常務副會長趙君邁之子。他1937年12月出生于湖南長沙，在北京讀高中時就喜歡物理學。1954年，他入讀哈軍工，次年轉入東北師范大學物理系。畢業后，趙展岳留校任教，從講師升到研究生指導教師，期間撰寫了專著《相對論導引》。直到1980年底，趙展岳攜妻前往香港，一頭扎入商海，“相對論”才遠離他的生活。這一離就是23年。

　　前往繁華的香港，趙展岳并沒有赤手空拳。在長白山區“下放”了3年多的他，沒忘帶著一些野生人參。幸運的是，走之前打聽到的消息沒有錯，當時香港野生人參的價格要比內地高出10-20倍。

　　初戰告捷的趙展岳開辦了亞洲第一個衛星接收天線生產廠。但隨著時代發展，這種當時還尖端的產品，很快就落后了。而當教師時所打下的深厚的俄語功底這次幫了他。1990年，胸有成竹的趙展岳來到前蘇聯大顯身手。幾年間，便為內地企業買進8個俄制的電廠設備，每個電廠設備運回國內要用至少五六百個車皮。大筆進出口貿易在他手中操作起來游刃有余，那個曾經埋頭“相對論”的窮教師，那個懵懵懂懂到香港闖天下的內地人成功了。

　　趙展岳長期熱心支持社會公益事業，90年代以來，先后為希望工程、救災扶貧、見義勇為等社會公益事業累計捐資達6000多萬元。1996年，趙展岳參加“全國政協委員希望工程考察團”赴貴州、云南考察希望工程的實施情況，親眼目睹了云貴貧困地區基礎教育的落后現狀和希望工程在當地的實施成效，慷慨捐資200多萬元，在貴州、云南分別援建了4所希望學校和1所藏文學校。至今，趙展岳已先后在內蒙古、云南、新疆、廣西等地累計捐建了9所希望學校。為支持中國青基會實施的“中華古詩文經典誦讀工程”，從1999年起，趙展岳連續3年、累計捐資60多萬元支持在全國青少年和希望小學中開展的古詩文誦讀競賽、匯演等活動。

　　中國慈善事業的現狀

　　類似這樣的捐款實例，并不難擷取。然而，之所以到目前為止，這種捐助公益、慈善事業的情況未形成規模，甚至有許多富人在捐獻大量財富的同時，一定要叮囑受捐方為其捐獻保密，主要原因是局限于目前我國慈善事業的落后狀況。

　　經過調查我們發現，實際上中國的富翁也好，富豪也罷，或多或少都對我國的慈善事業、公益事業做出捐獻。

　　另一事實是中國的慈善事業之所以落后，中國的慈善捐款募集之所以費勁，責任并不完全在于富人不愿掏腰包，而是中國的慈善事業阻礙頗多。據了解，在1998年，美國豁免稅收減免的慈善公益機構掌握的資金總額為6214億美元，相當于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9%，而中國的同一指標還不到0.1%。

　　目前，我國慈善業的主要類型包括四種：

　　首先是慈善會。慈善會主要是由國家民政部推動，其中包括國家級別(中華慈善總會)，省級、市級和縣級的。慈善會是專門從事慈善活動的機構。大都比較規范化，遍布于全國各地，募款額也比較大。

　　其次是各種基金會。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基金會開始陸續出現。基金會是從事慈善活動的主力軍，近年來的發展速度很快。目前基金會的力度和影響范圍要超過慈善會，我國的基金會大概有1600家。基金會往往通過媒體廣告、向企業勸募和向公眾募款三種方式籌集資金。一些行政機關也參與了基金會的資金募集。

　　第三是民間自發組織，比如說兒童村就是專門收養罪犯子女的地方。這些民間組織目前的數量不少，但這塊力量相對比較分散，難以精確統計。

　　另外還包括海外組織在國內開展的慈善活動。比如中國香港的樂施會、英國的救助兒童會等國際機構在國內開展的一些慈善活動等。

　　據有關專家分析，阻礙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首要因素是，我國現代意義上的慈善事業起步比較晚，對于民間慈善組織的認知度不高。盡管樂善好施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據調查顯示，中國老百姓最相信的是政府，最不相信的是民間組織，民間組織的聲譽甚至比企業還要低。而在國外，情況恰恰相反。老百姓不相信民間組織，說明我們的民間組織在某些方面還存在著一定的缺陷，這就要求民間組織能有更多的內部自律，需要進一步完善治理結構。

　　另一大阻礙是，我國慈善組織的成本居高難下。任何一個社會組織的運作都需要資金的支持，慈善組織也不例外。怎樣在做好公益事業的同時，用合理、合法的方式保持自身的運作和發展，是幾乎所有慈善組織所必須面臨的問題。據了解，大多數慈善組織都是自負盈虧。在救助弱勢群體的同時，他們也必須解決自身的生存問題，包括一些日常水、電、電話等費用的開支。組織的規模發展得越大，運作成本也就越高。

　　為了盡量減少財務差錯，一些基金會聘請國際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每年的財務審計工作，結果也會對社會公布。在選擇余款的投資方向時，他們也很慎重地委托一些聲譽較好的金融機構，并且必須是保本生意。

　　在國外，將捐款的20%左右作為保證資金安全和機構運營的專項基金是被法律所允許的。香港在這方面也是沿用了英國的慣例，著名的中華快車基金會就把維護費用嚴格控制在13%左右，他們的負責人方太就是普華永道大中華區的負責人，在投資方向的選擇上有著嚴格的規定。

　　世界上著名的諾貝爾基金會，除了歸功于諾貝爾本人在1896年逝世時捐獻的3100多萬瑞典克朗中的2800萬用作獎金基金之外，更要歸功于諾貝爾基金會的理財有方。諾貝爾基金會聘請了一批金融、房地產專家，自1958年以來，不僅在證券和有擔保的貸款方面投資，還可自由地在不動產或股票方面投資。1993年基金會的總資產增到2億多美元。目前該基金會大膽地投資于世界各主要債券和股票市場，收入也不斷攀升。近年來其年經營收入一直保持在1000萬美元，資金和運營支出幾乎全部來自股息和紅利收入，而基金會的總資產也因此大幅度增加，達到了22億瑞典克朗。

　　另外，最大的障礙就是法律保障尚屬空白。慈善事業需要法律約束和民間監督的雙重作用。在美國，有很多社會監督機構在監督著慈善機構的運作，相關法律也較我國完善，但他們最大的慈善組織也曾出現過丑聞。而我國在這一方面還是剛剛起步，出些差錯也是在所難免的。目前，我國一些民間組織正在嘗試建立一種社會監督機構。

　　另據了解，在國外，為了方便公眾監督，每一個基金會都會將自己的財務支出狀況公布到官方網站上，公眾很容易就能查到他們的資金應用情況。有了公開的信息，捐助者可以自由選擇基金會和自己感興趣的項目進行捐助。

　　可見，在中國富豪們捐獻通路不很暢通的情況下，我們一方面應讓慈善、公益事業透明化，另一方面也應盡快完善我國慈善公益事業的法規，讓富豪們可以坦然又積極地支持我國的慈善和公益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