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學軍

　　近年，清代瓷器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彩瓷系列成為中國古董市場上最熱門的追捧對象之一。

　　2002年春季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上，一只雍正粉彩蝠桃《福壽》紋橄欖瓶以4000多萬元

港幣成交，創造清代瓷器拍賣最高價；而在同年秋季該公司的拍賣會上，一只堪稱絕品的元代青花釉里紅開光式鏤空花卉紋大罐，叫價至4000萬元港幣時便無人問津而流標；同時的香港佳士得拍賣會上，一只雍正琺瑯彩題詩過墻梅竹紋盤以3200多萬元港幣成交。

　　在2002年秋季北京一家拍賣會上，一只乾隆粉彩山水如意耳琵琶尊以1100多萬元人民幣成交，創境內瓷器最高價。而這只琵琶尊幾年前的拍賣成交價只是200多萬元人民幣，也曾轟動一時。

　　回顧中國古董收藏的歷史，人們一直以追慕高古為境界。到了清末民國，宮廷收藏陸續外流，明清官窯瓷器成為收藏對象，但直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古董的收藏仍是以宋元及以前的高古器物為精神主流。上世紀80年代后，隨著華人經濟實力的增長，元明瓷器價位開始攀升。90年代末，清代官窯、特別是康雍乾三朝的彩色瓷系價位猛增，屢創新高。

　　這種現象頗有些令人揣摩之處。

　　清朝的皇家收藏在中國歷史上發展到極至，皇家對高古的推崇影響到民間的博古之風。人們以高古瓷器為雅玩。清朝末年，宮廷遭劫掠，宮藏被盜運，古董從皇家及士大夫手中轉向江南買辦新貴，轉向東洋、西洋古董商手中。外流的大量明清宮廷器物工藝絕美，適應江南新貴和東西洋人的口味，改變了中國古董收藏的構成。明清瓷器開始在市面流行。但收藏的高境界始終還是高古器物。

　　上世紀50年代后，中國社會變遷，國內文物市場關閉，本土古董收藏偃旗息鼓，只有海外偶有交易。中國古董的國際價位無從談起。

　　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世界華人經濟實力的增強和臺灣、香港等地經濟的騰飛，中國古董市場在倫敦、紐約、香港逐漸活躍起來。大量的交易物是明清藝術品，但頂尖的標志仍是以宋瓷為代表的高古器物。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至近兩年，中國大陸涌現出一批古董鑒賞家和收藏家。他們在國內小試身手后，紛紛到境外參與競投和交易。由于人數較眾，出手狠決，其收藏傾向開始影響整個市場的走向。清代瓷器特別是康雍乾三代彩瓷系列成為搶手熱門，與這一因素有著直接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以后，出于文物保護的需要，社會化的文物鑒賞和文物市場被禁止，加上經濟體制的禁錮，百姓根本無從鑒藏文物。改革開放以后，文物市場也是最后開放的領域之一。而最早染指文物鑒藏的人士，他們最早可能接觸到的古董就是被國家博物館不看重的清代藝術品。清代藝術品、特別是康雍乾三朝的宮廷瓷器無論在造型、色彩還是工藝上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也極容易被這些古董鑒賞的初學者接受。發表最多的學術成果，涌現最多的鑒賞專家也是關于明清藝術品研究的。所以，他們手握重金在市場上尋找的必定是他們最早結識的東西。而且，清代瓷器在數量上遠遠超過早期瓷器，更利于市場取舍和投資運作。康雍乾三朝的彩瓷是清瓷工藝的最高代表，在市場上最適合作為一個時代古董行情的標志。

　　從收藏者收藏方式來講，這種局面也反映出新興的收藏者與傳統的收藏家的不同。傳統的收藏家是因為愛好、家學或保存家業的意愿等來浸潤收藏，新興的收藏者則更將其它經濟領域的投資方法移植到古董市場中來，更多地將文物古董的學術價值、歷史價值作投資前景的研究，更多地將文物古董鑒藏當作產業來建設，更愿意盡可能快地將最好最有價值的古董收入囊中。所以，在文物古董市場上，每遇佳品必定創造“天價”。康雍乾三代的彩瓷作為難得的古代藝術品，自然成為天價的創造對象。高古瓷器傳世數量極其有限，雖然人們心目中仍然視其為天物，但總歸難以企及，更不可能作為市場運作的對象。加上長期的封閉管理收藏體制的限制，高古瓷器的學術研究成果社會化不夠，人們無從獲知高古瓷器的藝術價值和市場價值判斷的標準。象牙之塔，無以論價，所以就產生清代瓷器價格高于高古瓷器的現象。因為國內法律政策的規定，使高古瓷器進入市場的通道狹窄，使很多人士望而卻步。作為中國古董收藏主體隊伍的國內收藏者不能進入這一領域，自然就影響高古瓷器的價位。

　　清朝康雍乾三代彩瓷的異軍突起，價位居高不下是一個歷史現象。這里有文物收藏自身的規律，有學術研究成果的影響，有不同時代鑒藏者審美情趣的因素，有不同時代鑒藏者不同收藏投資方式的作用，但最根本的是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成長起來一批熱愛民族藝術的有實力的收藏者和投資家的作為。他們對清朝宮廷藝術，特別是對康雍乾三朝彩瓷的熱愛，使中國清代藝術品乃至整個中國藝術品的國際價位迅速提升。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隨著關于中國藝術品的研究不斷深入和社會化，隨著中國新興鑒藏者對中國古代文物的認知不斷提升，康雍乾的彩瓷和清代其它藝術品的價位還將不斷提高，但愿其它中國古代藝術品也能水漲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