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果殼

　　在東京奧運會中，楊倩為中國摘取了2枚金牌。除了頂級的氣步槍水平，楊倩頭頂被當作幸運物的小鴨子發卡也格外亮眼。

　楊倩稱，在兩次決賽中頭戴的小黃鴨發夾是自己的幸運物。| IC Photo

　　不止楊倩，從戴黃色泳帽出戰的“甲魚”徐嘉余到賽前必豎中指的加拿大小將桑托·孔多雷利，從甩臂三圈的菲爾普斯到對空出拳、被菲爾普斯“怒視”的查德·拉·克洛斯，奧運健兒的“幸運物品”和“幸運儀式”不一而足。放眼整個體育界，各式各樣的用以招來“好運”的習慣更是數不勝數。

　　研究者發現，運動員的這些小癖好，似乎真的能幫助他們取得更好的競技表現。這是為什么呢？

　　冰球守門員肯·德萊登（Ken Dryden）是著名的美國國家冰球聯盟名人堂成員，在他飽受稱贊的著作The Game中，肯描述了他多年以來形成的習慣：從在主場比賽開始前對蒙特利爾體育館的某一特定女引座員點頭，到在賽前熱身時將冰球打到擋板的特定位置上。“我不告訴別人我的這些習慣，也不引以為傲。我知道自己應該強大到在某個早晨決定不再當這些習慣的囚徒。”他寫道，“然而，我似乎束手無策。”

　徐嘉余和他的“幸運泳帽”。戴著它，徐嘉余奪取了里約奧運會男子100米仰泳的銀牌。| 徐嘉余微博

　　競技體育充滿了希望“幸運”降臨的色彩：有的運動員在每場比賽前會完成一系列固定的儀式，而有的運動員則認為某些物品是吉利或不吉利的。

　　冰球運動尤其充斥著這些儀式與代表運氣的小物件，特別是在決出名次的季后賽中。在季后賽里，冰球運動員們會蓄起胡子，直到他們所在的球隊被淘汰為止。而且，他們還拒絕觸摸頒發給分區冠軍的獎杯。除了這些被各支球隊廣泛采用的儀式，運動員們也有他們自己特殊的慣例。

　　科瑞·佩里（Corey Perry）是來自安那翰鴨隊的明星邊鋒，每次比賽前，他都要執行一個分八步走的儀式。這個儀式包括：在去儲物室取護具前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快速旋轉冰球棍，并用其敲擊冰面。西德尼·克洛斯比（Sidney Crosby）——兩次獲得最有價值球員的匹茲堡企鵝隊隊員——也有好些幸運儀式。比如，他堅持在每賽季的比賽和練習結束后戴上同一頂沾有汗漬的棒球帽，并堅持把比賽用的裝備以從右到左的順序依次擺放。

　　冰球運動的歷史到處是類似的行為：在職業生涯的后期，守門員格蘭·霍爾（Glenn Hall）——又一位冰球名人堂成員——在每場比賽前都給自己催吐。無獨有偶，籃球名人堂成員、中鋒比爾·拉塞爾（Bill Russell）也訴諸于同樣的幸運儀式。與霍爾同樣榮膺名人堂頭銜的冰球門將帕特里克·羅伊（Patrick Roy）則常常對著他身后的門柱說話。

　前NBA球星賈森·基德（Jason Kidd）在比賽中罰球前總是會摸一下自己的屁股然后對籃筐飛吻，以期投籃入筐。| Gifsoup.com

　　這些想法和行為看似奇怪而又不合邏輯，但研究表明，這可能與更佳的競技表現有關聯。簡而言之，這些幸運儀式向運動員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心理錯覺，讓他們以為自己能控制實質上受隨機概率影響的事件走向。

　　喬治·格梅爾希（George Gmelch）是舊金山大學的人類學教授，他研究棒球運動中的這類行為長達數十年。他表示，幸運儀式確實傾向于在不確定性高的場合更加流行，譬如學生生涯中的一次大考，一次求職面試，或是第一次約會。因此，每晚都有新比賽要決出勝負的體育競技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幸運儀式的孵化機。“運動員其實是在借迷信為自己增強信心。”格梅爾希教授說道，“如果我執行這些儀式，我會在參與競技活動時感覺自信，并能取得成功。”

　男足信米盧，米盧信紅上衣……

　　來自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保羅·范·蘭格（Paul van Lange）博士與他人合著了一篇題為《高級體育競技中迷信儀式的心理學益處：對頂級運動員的研究》的論文，在2006年發表于《應用社會心理學期刊》（th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上。這項研究發現，對于格外重要的比賽（比如聯賽的決賽或一般的季后賽），運動員們更加恪守幸運儀式的規則。范·蘭格教授通過電子郵件解釋道，這些儀式起到了心理安慰劑的作用，“它們幫助人們面對未來不確定的后果，當這些后果對人們很重要時尤是如此。”這篇論文主張，儀式對運動員有益。“我們的論點是，儀式強化了運動員原本缺乏的控制感和自信心。”他說。

　網球名將納達爾的小癖好可以寫成一個列表。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會在場邊擺放兩個水瓶，水瓶的商標必須沖著他所在一邊的底線。| wikimedia

　　一篇在2010年發表于《心理學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期刊上的論文發現，這種被強化的感知——研究者口中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能明顯地帶來現實中運動表現上的進步。研究者們以一系列實驗表明，“激活”帶來好運的幸運儀式能提升某些任務（比如將高爾夫球擊打入洞）中的表現。事實上，那些表現中的進步來自于更強的自信。

　　范·蘭格教授還提及了一個在1986年進行的實驗，表明在籃球比賽的罰球環節前執行儀式似乎對往后的表現有積極影響。“儀式之所以有用，”他說道，“是因為運動員篤信著儀式的力量，并期待著成績的提升。”確實，這項1986年的研究表明，只有當運動員相信儀式會有成效時，儀式才真的有效。換句話說，如果你隨機讓某個籃球選手在罰球前拽一下耳朵，這個儀式不會有任何效果。不過，對于那些相信拽耳朵會帶來好運的選手來說，這個儀式可能卓有成效。

　　在內心深處，運動員們通常都明白，某些行為并不能真的影響比賽的結果。但是，一旦運動員們開始相信這些行為可能會影響他們的表現，他們可能就會選擇執行，因為這么做也不吃虧。“他們通常知道這種儀式是不理性的，但因為頂級運動員間的差距實在太小，他們感覺無法承擔起放棄儀式帶來的風險。”米凱拉·席佩斯（Michaéla Schippers）博士說道。她是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Erasmus University’s Rotterdam）管理學院的領導力與管理學系副教授，并與范·蘭格教授合著了那篇關于體育迷信儀式的論文。“在我的研究中，我發現這些儀式起到了調節壓力的作用。”她在電子郵件中說道。

　　在這一層面上，格梅爾希教授找到了幸運儀式在體壇外的對照物。“執行這些儀式沒什么成本。”他說，“很多不信上帝的人在遭遇危機時也會祈禱，因為祈禱幾乎無需成本，只消幾秒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