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國現存的私募基金是一律取締還是因勢利導，已是擺在決策者面前的重要問題。如何決斷，還需要明白——

　　-本報記者張華僑

　　私募基金急劇擴大勢力

　　“中國已經存在約7000億的‘私募基金’，對中國存在的‘私募基金’是一律取締還是因勢利導，這已是擺在決策者面前必須正視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這是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司長夏斌昨日在京召開的私募基金研討會上指出的。

　　夏斌在這次會上公布了他對中國“私募基金”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是從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市工商部門注冊的企業中選擇企業名稱中含有“投資咨詢”、“投資顧問、“財務管理”和“財務顧問”字樣的企業為樣本進行調查的。從調查來看，上述公司，北京有3626家，上海有2687家，深圳市有640家，三市共有6953家。

　　在對北京的3626家公司調查中發現，注冊資本在100萬元以下的占72%，注冊資本在100萬～1000萬元的占19.8%，注冊資本在1000萬～5000萬元的占7.3%。但在深圳，注冊資金大的公司比例遠比北京多，其中，注冊資本在1億元以上的，深圳有10家，北京只有6家。

　　從北京3626家公司中隨機抽樣50家公司調查發現，這些公司在營業執照業務范圍內都沒有“代客理財”、“受托代理證券投資業務”等內容，但其中52%的公司坦然承認在從事代客理財業務。

　　在回答從事委托投資業務的公司中，近77%的公司選擇“不愿具體說”，其他近15.4%的公司承認理財規模在1億～2億元之間，近7.7%的公司承認理財規模在2億元以上。

　　不排除上述選擇“不愿具體說”的77%的公司事實上在從事代客理財業務，以此推算，京、滬、深公司共有6979家，按其中只有52%的公司在從事代客理財業務的比例推算，則應有3629家公司，每家公司的代客理財規模按平均1.5億元計算，3市代客理財的規模則達5443.5億元。據悉，南方證券公司一家代客理財規模近達100億元，估計全國幾十家證券公司都在做此類業務，規模不少于2000億元。

　　除京、滬、深三市外，其他省市從事代客理財的公司約有上萬家，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估計，中國目前代客理財的規模約在7000億元。

　　調查顯示，除23.1%的公司稱所募資金投資于國債二級市場外，其余均投資于股票市場，其中50%以上的公司投資股票二級市場。

　　被調查公司稱，保底分紅的占15.4%，固定比例的占11.5%，收取傭金的占3.8%；從投資群體來看，投資客戶以企業為主的公司占69.3%，以個人為主的公司占3.8%；在資金運作的信息披露上，做到定期披露的公司占38.5%，運作到一定階段才披露的公司占26.9%，不披露的公司占35%。讓它公開公平地競爭

　　在如何面對私募基金出現的問題上，夏斌認為，若繼續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那肯定是危險的，容易為非法集資者鉆空子。有的投資咨詢公司在經營范圍中根本沒有代人理財業務，卻向自我保護能力較差、知識經驗缺乏的中小投資者籌資，秘密運作并承諾以固定利益回報。

　　不少私募基金公司身份不明，缺乏監督，也沒有一定的內控機制，其操作手法往往以“做莊”為主，操縱股價，鋌而走險，如果不予正確引導，難免會接連出現“中科創業”第二、第三的事件。

　　一些私募基金還與證券公司聯手，以股票作抵押，二倍或三倍于委托資金的方式從銀行套取貸款炒股票，一旦股市下跌，將會給銀行造成嚴重損失。

　　夏斌認為：中國經濟在近20多年的持續發展中，一方面個人資產在急劇增長，面對金融市場的深化和產品的豐富，特別是面臨1000多種股票的選擇，普通投資者缺乏理財知識、精力，迫切需要專家理財。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和經濟運行結構的市場化，各種各樣的基金會和具有閑置資金的企業也迫切需要尋找增值的出路，它們已不滿足于低利率存款，需要市場提供更靈活的低成本、高回報的投資方式。但由于私募基金缺乏法律上的明確界定和保障而隱蔽于地下，逃避監管者的監管，成為證券市場潛伏的危機和不穩定因素。如果讓它們公開化，浮出水面，監管將變得容易和可以控制，而且能讓私募基金成為市場中一個公開公平的競爭對手。

　　因為中國入世后，外資參股成立的合資基金管理公司的比例達33%，3年后比例可達49%，而現在中國基金管理公司的內資最大持股比例為30%，如果外資的持股比例達到33%或者更高，將會對國內基金管理公司中的中資股東提出挑戰。如果國內基金公司沒有過硬的實力和投資管理水平，將難以與之抗衡。從目前美林、高盛證券公司的利潤構成來看，證券融資及基金管理占利潤總額半數以上。

　　但現在國內基金管理公司還處于政府發牌、壟斷經營的局面，管理公司數量少，持股比例有限制，業內缺乏激烈競爭，管理水平差。既然說凡是對外資開放的領域內資均可進入，那么現在有必要在更大的范圍內發展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私募基金”。

　　正是基于私募基金發展的重要性，夏斌提出，在《投資基金法》中，首先必須對“基金”是什么給予嚴格的法律定義，避免因有關部門和有關人士由于對基金的理解不同而產生沖突。為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他建議在《投資基金法》中進一步明確，以公募形式從事證券投資基金活動的，必須采取契約型，以私募形式從事證券投資基金活動的，可以是契約型，也可以是公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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