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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將稅后收益在股東所得股利和留存盈利之間進行合理配置的策略。因留存盈利構成上市公司內源融資的重要方面，故股利政策與上市公司的內源融資息息相關。顯然，它屬于企業金融學的研究范圍。不過，從股利政策的經濟影響和市場效應看，股利政策作為公司經營行為和經營業績的反映與折射，會對公司的股票市價和公司的市場形象產生至深且巨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股利政策又理所當然地成為證券理論界研究的重要內容。遺憾的是，近年來雖然也有一些專家涉足了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研究，但這一問題至今沒
有引起證券理論界的廣泛關注。眼下，上市公司2000年報的披露已進入高峰期，體現各家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年終分配方案也陸續登臺亮相。在這種情況下，從歷史和現實相結合的角度出發，全面、客觀地揭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并探尋相應的矯正對策，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中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基本特征
按著從歷史到現實的時間發展順序對中國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進行考察，我們不難發現，中國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特點。
1。 上市公司不分配的現象帶有普遍性。
股票是一種高風險的金融資產，給投資者超過儲蓄收益率的較高的投資回報，作為對投資者承受高投資風險的補償，是上市公司的責任。但是，中國的上市公司卻大多缺乏這種應有的責任感。每到公布年報時，一些上市公司漫不經心地用“暫不分配”四個字就把投資者輕易地打發了，使投資者對股利回報的熱望成為泡影。不分配股利的公司逐年增多。僅以1997-1999年三年間的情況為例。1997年不分配的公司為408家，占上市公司總額的54.84%；1998年不分配的公司為488家，占上市公司總數的58.44%；1999年不分配的公司為590家，占上市公司總數的59.8%(見下表)。據上海證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統計資料，自1992年以來，上市后從未進行過現金分配的上市公司達到220家，而其中竟有67家公司甚至從未進行過利潤分配。這兩個數字分別占目前A股上市公司總數的20%和6%左右。至于是何種原因導致不分配，公司管理層對此應該承擔什么責任，公司對投資者連象樣的交待也沒有。
2。部分上市公司已經具備派現能力卻不給投資者分紅。
僅僅從派現能力的角度分析，一些本年度虧損或未彌補完以前年度虧損的公司不分配，似乎不難理解。但有些公司擁有給投資者分配的現金流量卻也一毛不拔，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據對深、滬兩市上市公司1998年年報的分析，在公布1998年年報的上市公司中，有80家公司的資產負債率低于20%。在這80家公司中，有51家公司沒有分配現金股利。而在這51家公司中，有40家公司的每股收益大于0.2元。但是，它們照樣不給投資者任何回報。五糧液公司的情況或許更為典型。該公司2000年每股收益高達1.6元，經營業績在深滬兩市所有上市公司中可以說是鶴立雞群。2000年度該公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凈流量高達12.9億元，每股平均為2.7元，是每股收益的1.69倍。累積未分配利潤更是高達13.57億元。該公司的財務結構也相當穩健，流動比率、速動比率、資產負債比率等指標都很出色，表明公司的短期和長期償債能力很強。就是這樣一家業績優良、現金充裕的公司，卻以資產置換面臨大額資金支付的壓力為由，提出了不分配的預案。實際上，即使該公司拿出5億多元進行資產置換，剩下的現金按4.8億總股本計算，每股派發一元現金紅利仍然綽綽有余。更何況公司每股高達25元的配股方案還有望在2001上半年實施，屆時將會有大量的現金流入。因此，以資產置換為由不分配是沒有道理的。盡管中小投資者委托一家證券投資咨詢公司代為出席股東大會，行使股東權利，試圖改變公司的分配預案，但這種努力并沒有奏效，公司仍維持原來的分配方案不變。這種結果除了說明公司對投資者利益的漠視之外，很難再做出別的解釋。
3。 股票股利在股利分配形式中占有重要地位。
出于維護公司控制權和保持公司每股收益穩定增長的考慮，西方發達國家的上市公司主要采用現金股利而很少采用股票股利形式。一家公司支付現金股利的數量和這種支付的穩定程度，成為衡量該公司經營管理水平及成長性的重要標志。而在我國，上市公司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使公司沒有必要擔心企業控制權問題，其高度關注的是實現股本擴張，以便為將來的再籌資創造有利條件。因此，好多上市公司選擇了送紅股的分配方式，這也構成中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一大特色。1997年，送股公司占上市公司總數的30.46%(包括既派又送、既送又轉和既派又送轉的公司)，超過了單純派現的公司；1998年這一比例下降為17.01%；1999年送紅股的公司明顯減少，但仍達到90家。除送紅股外，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中還常有配股、公積金轉增股本的內容。從理論上講，上述兩項并非股利形式，但就實際情況看，其似乎也應屬于股利分配范疇。由此不難看出，中國上市公司的股利形式，呈現出明顯的多樣化特征。
4。 再籌資行為成為左右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在西方發達國家，公司的股利政策與再籌資行為沒有必然的、本質的聯系。但在我國，情況卻迥然不同。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再籌資行為所制約，甚至成為再籌資行為的附屬物，處于被動服從的地位。按照證監會對公司配股的有關規定，上市公司要獲得配股資格，凈資產收益率必須連續三年超過10%。針對這一規定，一些凈資產數額較高的公司，為了達到配股的目的，采取了發放現金股利以降低凈資產額，從而相應提高凈資產收益率的辦法。在這種情況下，發放現金股利從表象上看是回報投資者，但實際上成了公司實現配股行為的一種手段。對有關統計資料的分析表明，在深、滬兩市公布1997、1998年報的744、835家公司中，分別有211、191家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在10%-11%之間，剛好達到證監會的要求。這其中除一小部分屬正常情況外，大部分都在財務處理上下了一番功夫。2000年年末，為了規范上市公司的配股行為，證監會提出把現金分紅作為上市公司再籌資的必要條件。面對新的政策規定，為了跨過這一再籌資的門檻，好多公司改變了過去鐵公雞一毛不拔的做法，開始對投資者派現。這也是導致2000年年報公布后不分配公司減少的最主要原因。但派現數額如蜻蜓點水，少得可憐。有的公司甚至周密“算計”，使派現額正好夠投資者繳納現金股利和紅股的個人所得稅。公司這樣做，滿足了管理層提出的派現條件，達到了配股“圈錢”的目的，但投資者卻被愚弄，實際投資收益為零。其實，從道理上講，“既派又配”的現象是有悖公司財務管理的一般規律的。一家公司派現，表明其有較為充裕的現金流量，而配股又說明其需要現金。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之所以產生，在于派現只是幌子，配股圈錢才是公司的真正目的。上市公司以微薄的派現額，換來了巨額配股資金。這種作法，正象有人形容的那樣，好象小貓釣魚，用的是很少的餌料，釣到的卻是大魚。稍做比較不難看出，這種“小貓釣魚”現象與以前出現的“10%現象”實質上同出一轍。
5。 上市公司股利分配中的短期行為嚴重，股利政策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
由于沒有把投資者的利益置于應有的位置上，大多數上市公司沒有明晰的股利政策目標，因而在股利政策的制訂和實施上缺乏長遠打算，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隨意性。能夠不間斷派現，使股利政策保持連續性的公司很少。1996-2000年間，連續四年分配紅利的公司僅為上市公司總數的4.5%；1997-2000年間，連續三年分配紅利的公司，也僅為上市公司總數的7.44%。即使是一些連續派現的公司，派現數額在各年度間的分配也很不均衡，有的年度畸高，有的年度很低。具有連續性的、穩定的股利政策，既是公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公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中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隨意性，從一個側面凸顯了中外上市公司在謀求可持續發展方面存在的差距。
6。 上市公司各類結構對股利政策的影響存在明顯差異。
上市公司結構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包括地區結構、行業結構、股本規模結構、股權結構，等等。毫無疑問，每種結構都對公司的股利政策發揮著現實的影響，但其影響程度卻不可同日而語。從現實情況看，股本規模結構和股權結構對公司股利政策的影響要大一些。股本規模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股利分配形式，并與股利支付率呈正相關系。大盤股的股本擴張空間小，因而公司傾向于采用現金股利形式，股利支付率也較高；小盤股具有較強的股本擴張能力，因而公司更青睞股票股利形式，實施派現分配的次數不多，股利支付率也較低。當然，這是就總體而言，也不排除個別公司有與此相異的股利政策選擇。從股權結構看，股權高度集中的公司傾向于低現金股利支付，而股權分散的公司則傾向于較高的現金股利支付。股本規模結構、股權結構對公司股利政策影響的上述結論的給出，并非單純的理論分析和推導的產物，一些學者的實證分析結果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7。 派現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水平尚可，但股利率與上市公司總體股利支付率水平明顯偏低。
據對深滬上市公司1994-1999年間的相關資料的統計分析表明，這一階段派現公司的平均股利支付率接近50%。應該說，這一比率還是不低的，與國外上市公司一般水平差不多(由于派現中的“小貓釣魚”現象的存在，2000年度分配中的股利支付率水平可能有所下降)。但就深滬上市公司總體而言，如果考慮到眾多不分配公司的存在，則股利支付率是明顯偏低的。此外，股利率指標亦不理想。所謂股利率，即每股股利與每股市價的比率，它實際上是股利支付率與市盈率倒數的乘積。目前中國上市公司股票市盈率高企，平均在50倍左右。如按50%的股利支付率計算，則派現上市公司的股利率在1%左右。如把不分配公司也考慮進去的話，則上市公司的總體股利率更低。這一數據指標不僅大大低于西方發達國家上市公司5%的一般水平，而且較之印度、印尼、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也明顯為低。 中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效應分析
所謂股利政策的效應，即股利政策實施后所產生的經濟影響。中國上市公司不規則的、非理性的股利政策，對市場、投資者以至上市公司本身，都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1。 對市場的負面影響。
在成熟的資本市場條件下，股票的市場價格是以股票的內在價值為軸心上下波動的。股票的內在價值，又以公司的經營業績和成長性為依歸。而公司的股利政策，則是衡量公司經營業績及其成長性的一個重要尺度。在西方發達國家，股利政策的差異是反映公司質地差異的極有價值的信號。一般說來，能夠連續派現并實施穩定的股利政策的公司，通常是業績優良且穩定增長的公司，投資者對這類公司抱有良好的投資預期，其股價也相應保持穩定。而中國的情況卻并非如此。盡管一些學者通過實證分析表明了“股利相關論”對中國的上市公司同樣適用，但這種相關論卻與西方發達國家迥然有異，更多地表現為股票股利與股價的正相關和現金股利與股價的負相關關系。一些連續派現且股利支付率較高的公司，股價表現平平，股票長時間遭到市場的冷落。粵美的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該股是一支老牌績優股，上市后公司基本上做到了年年派現。特別是從97年以來，一直保持著每10股派2元的較高的分紅比率。但該股市盈率一直在20倍以下，股價持續不振，不僅低于好多長期不分配的公司，甚至也低于“ST”族和“PT”族所屬的一些公司。相形之下，一些大比例送股的公司，在送股消息出臺前或出臺后股價大幅度攀升。之所以出現這種反常現象，是因為大比例送股往往成為莊家炒作，拉高股價的題材。上述狀況的存在，違背了市場自然的和本來的邏輯，扭曲了股利政策與股價決定之間的關系，導致股價嚴重失真。眾所周知，股價是金融資源配置的指示器。失真的股價不僅無法實現金融資源配置的優化，而且還有可能導致金融資源的浪費，從而將嚴重阻滯市場功能的發揮，削弱市場存在和發展的意義。從另一個角度看，不規則的股利政策所引起的股價定價機制扭曲，也是導致市場不規范的一個重要根源。
2。 對投資者的負面影響。
這種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損害了投資者利益。大量的上市公司不分配，或為了配股進行“蜻蜓點水”式的分配，使投資者承擔的投資風險與所獲投資收益嚴重不對稱。二是不利于投資者樹立正確的投資理念。投資者投資理念的形成，受體制條件、市場環境、歷史文化傳統、投資者自身的風險偏好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制約。而公司行為則是一個不容小覷的因素。很難設想在一個對連年“不分配”安之若素，漠視投資者利益的公司行為背景下，會造就出一支崇尚價值投資和長線投資的投資者隊伍？！投資者在企盼現金股利而不可得的情況下，只能通過股票的頻繁換手博取短期價差以獲取資本利得，而不規范的市場又在很大程度上使投資者的這一愿望能夠得到滿足。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規范的股利政策對投資者投機行為的生成難辭其咎。
3。 對上市公司自身的負面影響。
大量的上市公司熱衷于送紅股，不僅導致股本規模急劇擴張，原有股東權被高度稀釋，而且使公司業績大幅度下滑，嚴重損害了公司的市場形象。由于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的作用，一些高比例送股的公司的業績無法與股本擴張的速度保持同步，短短幾年便由原來的“績優公司”變成了績差公司，股價也一路滑落。深發展、四川長虹這兩支深、滬市場的“龍頭股”，前些年威風八面，萬眾矚目，但今日卻業績平平，雄風不再。這種巨大反差的形成，就與公司的高比例送股有直接關系。此外，按照股利政策的相關理論，恰當的股利政策具有兩種效應：一是降低代理成本效應。股利分配代理成本理論認為，在公司存在委托一代理關系的情況下，勢必發生代理成本，而股利支付可以避免權益資本的過度累積，具有降低代理成本的功效。因為較多地支付股利，留存盈利減少，可能迫使公司通過資本市場進行新的融資。這一方面迫使公司管理者受到更多投資者的監督，另一方面迫使公司必須謹慎、有效地運用資金，竭盡全力搞好經營，以提高公司價值，維持較高的股利支付。二是“常客”效應(clientele cffest)，即每一公司富有個性的股利政策，會吸引一部分具有相應股利政策偏好的投資者組成的“常客”。而當公司的股利政策向積極方面轉化時，則會吸引比過去更多的“常客”。由于不分配和“蜻蜓點水”式分配是中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主基調，因而公司無法獲取股利政策的上述兩種積極效應。
股利政策是檢驗公司行為的一塊試金石。一般說來，股利政策規范的公司，其行為也必然是規范的。但中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與股價之間被扭曲的關系，對規范運作的公司卻是一種褻瀆和打擊，而對不規范的公司在客觀上則起到了某種刺激和鼓勵作用。其破壞了市場公信力，使市場無法形成客觀、公正的公司價值評價機制，并有可能因此動搖規范公司的分配理念而使其在“從眾心理”的驅使下改弦更張。這種“傳染效應”，無疑會進一步加劇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非理性化，使上市公司行為失范的情況更為嚴重。自然，其給市場帶來的影響和后果也將是災難性的。
需要指出的是，面對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現狀，有的同志認為，中國目前還沒有到大規模進行現金股利分配的時候。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認為股市投資氣氛不濃制約了上市公司實行現金股利分配政策；二是認為投資者不重視現金股利，而重視上市公司的“送、轉”；三是認為上市公司大多處于成長期，公司發展要求擴大投資，因而需要大量現金。其實，就前兩條理由看，持這種觀點的同志顯然犯了倒果為因的錯誤。因為恰恰是公司不分配使投資者得不到任何回報，才強化了投資者的投機行為。同時，也恰恰是公司的大比例送轉可帶來更多收益，才使投資者不重視現金股利。至于第三條理由，也明顯缺乏道理。深滬兩市的1000多家上市公司，由于所處行業、設立時間、產品生命周期等方面存在差異，不可能處在企業生命周期的同一階段上。有的處于成長期，有的或許進入了成熟期甚至衰退期。即使處于成長期的公司，其擴大投資固然需要現金，但這一時期恰恰也是公司收益增長較快的時期，公司投資的放大將帶來相當可觀的現金流量，從而會增強公司的派現能力。事實上，不是有好多處于成長期的公司派現數額較高嗎？所以，將上述理由作為上市公司不分配或少分配的依據，是站不住腳的。
理論和現實都深刻地說明：一個沒有建立起投資者回報機制，只知道向投資者“圈錢”的市場，注定是一個缺乏生命力的，沒有發展前途的市場。上市公司非理性的股利政策，已經成為市場風險的一個重要的策源地，成為市場規范與發展的一個嚴重障礙。因此，必須把股利分配行為的監管作為上市公司監管的一項重要內容，將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盡快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 股利政策的類型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確定，受制于股利政策的目標。所謂股利政策的目標，是指股利政策制定和實施后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這種目標服從和服務于公司總體經營目標，是公司總體經營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其亦對公司總體經營目標的實現發揮著重要的影響。這種目標可以具體概括為：協調和均衡股利發放與公司的未來發展之間、股東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以保持公司經營業績的持續、穩定增長和股票市場價格的穩定，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
對于所有理性的、自身行為規范的上市公司來說，股利政策的目標是共同的。不過，由于不同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面臨的市場經營環境以及控股股東的股利分配偏好等制約股利政策的諸多因素存在差別，因而股利政策也迥然有異。即使行業和企業生命周期階段相同、盈利水平相近的上市公司，在股利政策上也會不一致。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這種個性化特征，是影響公司稅后利潤分配的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所使然，與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目標的共性特征并不矛盾。一般說來，股利政策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1。 剩余股利政策(residual dividend policy)。這種政策是指上市公司將稅后利潤首先用于再投資，剩余部分才用于股利發放。當上市公司有獲得較豐厚利潤的投資機會，預期投資收益率高于留存盈利的資本成本率時，這種股利政策就會成為上市公司的理智抉擇。理由很簡單：上市公司用于再投資的這部分現金流量，是稅后利潤的一部分，屬于內源融資，它既不需對外支付利息和股利，也不需向外源融資那樣耗費融資交易成本。顯然，這種股利政策可以降低總資本成本，有利于實現公司資本結構的優化和企業利潤最大化。
2。 穩定股利政策。在這種股利政策下，上市公司每年的股利基本固定在某一水平上。
這種股利政策具有兩個特征：一是能夠以“豐”補“歉”。當某一年度公司經營業績下滑時，也不會減少股利發放；二是股利水平雖然相對固定，但隨著公司業績提高，亦會略有增長，即股利支付呈向上傾斜的線性趨勢。這種股利政策屬穩健型，其優越之處表現在：其一，有利于增強公司對投資者的凝聚力。股利分配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剛性。因為投資者一般都希望股利能隨著會計年度的推移有所增長，至少不至于下降。穩定且略有增長的股利水平，無疑會增強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和對公司未來發展的信心。其二，這種股利政策向市場傳遞著公司穩健發展的信息，有利于穩定公司的股價，樹立公司良好的市場形象。其三，這種股利政策有利于吸引眾多的投資者，特別是風險厭惡型的個人投資者和實行謹慎投資策略的機構投資者，如養老基金、保險公司等，從而為公司順利融資創造有利條件。由于這種股利政策具有上述優點，因而為許多上市公司所采用。
3。 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股利支付率，即股利占公司稅后利潤的比率。所謂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是指事先確定一個股利占公司稅后利潤的比率，然后長期按此比率對股東支付股利。在這種股利政策下，各年的股利支付額隨公司稅后利潤的變化而相應發生變化。較之穩定股利政策，這種股利政策約束下的股利支付額與公司稅后利潤的關聯度明顯為高。由于股利支付額隨公司的稅后利潤而波動，因而這種股利政策不利于穩定公司股價。一般說來，稅后利潤較為穩定的公司采用這種股利政策較為適宜。
4。 低正常股利加額外股利政策。這種政策是指公司在一般情況下每年只支付數額較低的股利，而在稅后利潤較多的年度，則在原有數額基礎上再發放額外股利。采用這種股利政策，可使公司在股利發放上具有較大的回旋余地。當公司稅后利潤較少或雖然稅后利潤可觀，但用于再投資的資金較多時，可發放數額較少的股利；而當公司稅后利潤顯著增加時，則可適當增加股利，以便使投資者分享公司業績增長的好處。這種股利政策一般多為尚未進入成熟期，盈利不穩定的上市公司所采用。 規范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對策
中國資本市場在走過10年曲折之路跨入新世紀的門檻之后，正面臨著重要的歷史轉折。這種轉折的重要特征，是市場監管被置于突出重要的位置，監管力度不斷加大，保護投資者利益成為市場監管的重中之重。這為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規范提供了良好的市場背景。而隨著市場規模的繼續擴展，市場結構、功能、開放程度和規范化水平都將發生深刻的變化，從而客觀上使得市場主體也對股利政策的規范提出了強烈要求：其一，打擊市場操縱將使“做莊”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投資者賺取短期差價的難度增大，從而迫使投資者越來越多地寄希望于公司的現金股利分配；其二，保險資金、社保基金和開放式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入市后，將謀求穩定的投資回報和良好的流動性，而這種投資回報和流動性，只有具備良好現金分紅能力的“績優藍籌股”才能提供；其三，對市場過度投機的抑制和退市制度的施行，將使投資者的投資理念發生重要變化，由過去的熱衷于“跟莊”逐步轉向價值投資，即注重公司的業績和成長性，而有豐厚現金紅利回報的股票，無疑將成為他們主要的投資對象。總之，非理性的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從中國的現實情況出發，規范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應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第一，改變上市公司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由國有股占主導地位的高度集中的股權結構，是上市公司非理性股利政策形成的制度基礎。應盡快推出國有股減持的改革措施，優化上市公司股權結構，消除導致上市公司非理性股利政策形成的制度性缺陷，使中小投資者能夠參與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定，并使這種政策真正反映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第二， 強化對上市公司的教育與監管，引導上市公司樹立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經營目標。
上市公司質量是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石，而股利政策的理性化程度，則是衡量上市公司質量的重要標志。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上市公司的教育似乎比對投資者的教育更為重要。應使上市公司深刻認識培育投資者分配回報機制，對從源頭上防范和降低市場風險，引導投資者樹立正確投資理念，促進市場發展的重要性，從而增強給投資者回報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從道理上講，上市公司具有自主決定股利分配方案的權力，監管層無權干預。但在上市公司這方面的自律能力很差，股利分配行為嚴重不規范的情況下，制定帶有強制約束力的制度規則，就顯得十分必要了。一些國家通過立法形式強制要求上市公司派現，這種作法對約束公司“內部人”行為，降低代理成本，保護投資者利益，效果相當明顯。中國應該借鑒這種做法，進行這方面的立法，通過帶有強制約束力的法律制度規則，迫使公司“善待股東”，消除留存盈利過多的現象，引導公司逐步實現股利政策的理性化。投資者也要“善待自己”，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利益。
第三，借鑒國外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實踐中有益的東西為我所用。比如，股票回購作為一種股利分配形式，具有現金股利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公司股本擴張過快使業績嚴重下降時，通過股票回購可達到縮小股本，改善業績的的目的。當然，公司實行股票回購，有可能帶來刺激市場投機，引致股價波動的負面影響。但沒有必要因噎廢食。只要制定相應的監管規則，實施嚴格監管，完全可以把負面影響降低到最低限度。因此，應配合對上市公司經理層實行的股票期權制度，考慮允許上市公司進行股票回購。此外，我國發放股票股利時每股價格是按股票面值計算的，而在美國則是按市場價格計算的。在后一種情況下，雖然這種做法沒有硬性限制公司的股利分配行為，但客觀上對公司的送股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這種做法似也值得我們借鑒。 (中國銀河證券公司 苑德軍 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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