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段曉燕 田毅 北京報道

　　今年以來，國務院制定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引導國民經濟的更良性發展，一時之間，“宏觀調控”成為各界最為關注且熱衷于討論熱點話題，用地控緊、銀根收緊、能源趨緊、審批從緊，對于占國民生產總值55.6%的非公有制經濟來說，變化中的宏觀經濟政策將是不得不需要重新適應的生存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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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點剎，不能踩死”，對于宏觀調控和下一步的發展趨勢，成思危有精辟的理解。

　　2004年8月10日下午，本報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專訪了剛剛從東北地區調研回來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先生。

　　《21世紀》：現在宏觀調控是個熱點話題，各級政府和企業也都非常關注這個問題，但我們發現，各家的聲音好像不是完全一樣，比如，財政部，人民銀行和發改委之間。

　　成思危：這就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我們國家國情復雜，信息引導十分重要。信息的不對稱，會造成很多決策上的不正確或者不完善。這次調控，國務院反復強調了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剎車”，但具體操作中還是有部門“一刀切”、“急剎車”。

　　《21世紀》：這次宏觀調控主要是通過對土地和貸款的控制來快速實現的，但長遠來看，這兩個工具不能總控制著，那么該如何做出平衡呢？

　　成思危：從長遠來看，這兩個政策工具的確是不能一直“剎車”的。說實話，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總有一些土地是要轉成工業用地的。再說貸款，如果老是控制貸款或者不貸款，就會影響銀行業的生存。我的看法是，剎車這兩個是最靈的工具，但不能踩死，要點剎。

　　《21世紀》：這兩個指標對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是否特別管用？宏觀調控何時解禁？

　　成思危：民營企業多是中小企業，且處于成長期，需要重點培育和支持。不過有的時候民營企業上項目的時候，的確有一些考慮不當的地方，必要時應加以引導。行政手段往往在短期內有效，特別是控制土地和貸款，但對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影響肯定較大。當然，行政手段過后，取而代之應當是一些改革后的市場化措施，這些措施的出臺之日就是宏觀調控結束之時。據了解，關于土地方面，正在制定一些相關的制度和辦法，估計可能年底會出來。

　　《21世紀》：我們在采訪中發現，很多民營企業家都認為，他們現在最關注的問題就是宏觀政策，比如一個政策出來之后，將會有哪些直接的影響？政策的走勢是怎樣的？他們說這是經歷這次宏觀調控后學來的經驗。

　　成思危：所以我強調應建立公共信息的公告制度，比如宏觀政策，就要通過共同信息的途徑進行發布，這樣能夠局部地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一般來說，由政府主導進行宏觀調控反映了政府在特定的客觀環境下對國家發展前景的預測，以及政府的愿望和意圖，但宏觀調控實現的程度和實施的效果則主要取決于市場的力量。因此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應當注意政府和市場之間信息的對稱，盡量達成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協調與配合。

　　我建議應認真分析和預測國際和國內市場的需求，既要防止因對需求估計過高而盲目擴大投資，也要避免對需求估計不足而造成發展瓶頸。

　　《21世紀》：那這將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舉措。聽說你最近也建議設立負責全面策劃和統籌協調的總體計劃部門，能具體說說你的設想嗎？

　　成思危：設立負責全面策劃和統籌協調的總體計劃部門主要目的是合理地配置各種資源，妥善處理局部與全局的矛盾，改善宏觀調控，促進決策的科學化及民主化。

　　所謂全面策劃就是協助領導者確定國家長遠發展的目標體系及其優先順序，并將領導者定性的價值觀及對未來的設想轉化為定量的指標系統。所謂統籌協調就是協助領導者進行資源配置及政策制定，將經過領導者批準的目標體系及其優先順序轉化為可以執行的計劃草案。

　　總體計劃部門可以在現有的發展改革委員會的框架內，與國家統計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共同設立，這一機構不應具有行政權力，其核心人員除了要有優良的政治素質和豐富的實際經驗外，還應具備四維的知識結構，即既要有專業的深度，又要有科學的廣度，更要有哲學的高度，還有清晰的遠見。

　　《21世紀》：我們在不少縣市地方政府采訪發現，抓項目是他們現在的“第一要務”，甚至在報紙上公開分攤負責項目進度，要求非常嚴格，且有點搞運動的味道。

　　成思危：從地方政府來看，有些做法的確是為了政績，有的是為了發展地方經濟發展著想，對此我們不能一概而論。

　　現在我國的經濟從整體上說不是過熱，但是投資確實是過熱了。新開工項目過多是“投資饑渴癥”的主要表現。大量投入要到項目建成后才可能產生效益，而且由于過剩的生產能力擠壓了盈利空間，有不少項目將會是低效益，甚至沒有效益的。更有甚者，大量項目投入擠占了維持正常生產所需的短期資金供應，造成企業資金回籠放慢，互相拖欠增加，同時使得一些地方高息融資和非法集資活動又趨于活躍。

　　現在控制的銀行貸款多是短期貸款，短期貸款是企業維持其生產運營所必須的，我認為從貸款來看，應該嚴格控制的是長期貸款，要保證企業正常運行所需要的短期貸款。同時我建議近期內一定要嚴格控制新建的項目，要在規模經濟及技術水平等方面提出嚴格的要求，要求所有新建項目都必須要有一定比例的自有資金，通過深入細致的分析論證，對目前在建及擬建的項目實事求是地權衡利弊，決定取舍。

　　“成氏”三步走

　　2004年5月27日，深圳交易所中小企業板塊正式開盤，截止到8月10日，已有30家企業完成集資，融資總額約80億元。

　　中小企業板塊的推出，離不開成思危多年孜孜不倦的推動。1998年，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著名的“一號提案”《加快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發展》中提出的“三步走”戰略：第一步建立一批風險投資公司；第二步風險投資基金；第三步建立包括創業板在內的風險投資體系。

　　對于創業板，他提出“小三步走”的建議：第一步是把發審委已經通過的小盤股集中起來開辟一個中小企業板塊。由于不降低上市條件，各方面比較容易接受，且這部分企業的數量也不太多，上市對市場的沖擊不會太大；第二步是適當降低條件，逐步擴大這個板塊；第三步是條件成熟時建立一個完整的、獨立的創業板。

　　回憶近10年來對風險投資和創業板發展的推動，成思危說到，“為什么我老是要三步走，就是因為一步走不到，遇到一步解決不了的困難時，那就要根據實際情況做出變通，采取漸進的解決方式”。為此，他稱自己是個審慎的樂觀主義者，他用“不怕慢，就怕站”來形容中國的改革。

　　《21世紀》：深交所的中小企業板塊的模式與你當初提出的設想是否有差異？

　　成思危：中小企業板塊還不是真正的創業板，離真正的創業板還有相當距離，它只在創業板穩步推進過程中啟動的“第一步”。中小企業上市的“門檻”還是高的，是嚴格按照主板的上市條件來審核的，當然這也是為了控制市場風險。

　　《21世紀》：那么，實現了第一步之后，接下來會怎樣推進？

　　成思危：各方面正在嘗試，8月14日深圳將召開“第三屆中小企業融資論壇”，專門研究下一步發展的問題(編者按：該論壇上，證監會前主席劉鴻儒指出，中小企業板應盡快畫出兩步：一是率先實現全流通；二是修改創業板方案和有關法規)。這些也和《公司法》和《中小企業促進法》的修改會聯系起來。

　　《21世紀》：《公司法》和《中促法》將會進行怎樣的修改？聽說要把上市的股本金從5000萬降低到3000萬？

　　成思危：這個目前我不能透露，因為現在還只是一個草案，要等人大開會通過了之后才能確定。但總的方向是，《公司法》和《中促法》將更好地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在上市、融資等方面會做一些改進，比如拓寬直接融資渠道，設立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等。

　　《21世紀》：中小企業板塊開盤的時候，你也做了一個講話，提出了四點建議。你怎么看中小企業板塊的市場表現？

　　成思危：股市主要是取決于投資者的信心。中小企業板塊一開始的時候是很好的，大家都抱著很大的希望，股價也升得比較快，但后來出了個江蘇瓊花(資訊 行情 論壇)。我們一直是要求管嚴的，但還是出了瓊花。

　　但我說句實話，中小企業板塊出這些問題，和主板比較起來，還是不算什么的。我們的主板這樣的事情有多少？總體來看，中小企業板塊的發展還是穩固的。

　　《21世紀》：你在1998年“一號提案”被看作是對中國風險投資市場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現在6年過去了，再回過頭來看當年的提法，你怎樣評價？

　　成思危：從現在的情況看?當時的思路還是很正確的，第一步我們現在已經基本做到了。據不完全統計，現在全國有300多家風險投資公司?掌握的資金達500多億元。第二步中，風險投資基金的建立遇到了一定的困難，我們原來制定基金法的時候是準備搞三個基金：證券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可是最后也是因為各方面的意見不一致，所以最后也只是出臺了一個證券投資基金法。第三步是建立包括創業板在內的風險投資體系?現在正處于積極推進之中，也取得了一些進展，比如中小企業板塊的推出。

　　《21世紀》：你說的第二步中意見不統一，具體是怎樣的情況呢？

　　成思危：比如說，要搞產業投資基金吧，這首先要涉及到基金的性質。因為就我們某些人的理解，產業投資基金就是集中投某一個產業，如果是這樣，誰來管？從我國的傳統來看，鐵道投資基金肯定是由鐵道部來管，科技的肯定是科技部來管，那最后就變成了每個部門管一個基金，這個是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的，而且從國家的金融環境來看，那時候經濟體制還沒有改革，你要搞一個基金，跟哪個部門沒關系？

　　但是我相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些已經在國外行之有效的投資工具，總是會慢慢地建立起來。

　　過渡性“中促法”

　　對于民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成思危說，多年來他致力于兩方面的工作：一個改善環境，一個提高素質。就改善環境這方面，他的每一次呼吁和努力都引起各方關注，但他說，現在中小企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果提高自身的素質，以適應環境的變化，為此他親力舉辦“建華企業家課堂”，親自為中小企業家們授課。“我希望各界能夠加大對這個問題的重視，”他對本報說，“走路需要兩條腿，我們不能只顧著一條腿的發展，否則會脫節的。”

　　《21世紀》：在國家戰略這個層面上，中小企業應該成為一股怎樣的力量？

　　成思危：這么說吧，市場經濟就是由無數個企業組成的，通過無數個獨立自主、自主決策、自主經營的企業在市場中相互作用，以及它們與外部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促使市場經濟向前發展。我看，大企業是“脊梁”，中小企業是“血肉”，一個人沒有“脊梁”就站不起來，但光有“脊梁”是不夠的。

　　《21世紀》：在最近十年中，對于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發展最為重要的事件是什么？是《憲法》的修改嗎？

　　成思危：我國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20多年來的蓬勃發展與我國始終堅持完善有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制環境密不可分。憲法、民法通則、公司法、刑法、合伙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和中小企業促進法等重要法律都有涉及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條款。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制環境越來越完善了，這大大促進了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規模不斷壯大。修改后的《憲法》明確規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它的意義和價值十分重大。

　　《21世紀》：《中小企業促進法》的推出，也離不開你多年的呼吁和努力，你如何評價這部法律？

　　成思危：從我個人來看，《中小企業促進法》實際上是在我國特殊情況下帶有一定過渡性的法律。一方面，它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將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我總感覺它的一些規定還不盡如人意。就是說，有些規定不夠具體，不夠實際。

　　《21世紀》：《中小企業促進法》主要有哪些方面不太盡如人意？

　　成思危：我認為它的可操作性不是很強，很多方面規定比較原則，如融資、稅費、市場準入等。外界有人評價這部法律實施后效果不太明顯，也跟它的可操作性不強有關系。當然，立法是對各方面利益協調的結果。有了這部法律總比沒有好。立法也有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21世紀》：立法需要協調各方面的利益，主要會涉及到哪些利益的協調呢？

　　成思危：立法是十分復雜的活動。規定好法律中每一條款，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說，立法時要考慮到各方利益的調整，考慮到成本與效益的關系等。又比如說，要建立基金，資金來源如何解決，可行性和必要性如何，以及設立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具體問題。一部法律的出臺，本身就是一個多方利益協調妥協的結果。由于我國正于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要不斷調整和規范各方的利益，導致法律的穩定性相對較弱，有些法律過一段時間后就必須修改，這就體現出我國立法的漸進性。

　　《21世紀》：中國中小企業的發展，和日本、美國等其他國家相比怎樣？

　　成思危：我不太贊成完全將中國中小企業去與日本、美國比較，因為國情不一樣。中國中小企業發展確實有一些歷史和現實的因素。例如，由于大的國有企業以前都追求大而全，所以我國配套型中小企業的發展機會和空間就比較有限；由于我國風險投資不夠發達，創新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就缺乏支持。但我國也有自己的特點，我國的集群型中小企業，如溫州、東莞一帶，在世界上都是很有特色的。

　　對于中小企業的發展，我現在最擔心的一個問題是中小企業自身素質的提高。我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已經走過了初始資本積累階段，現在面臨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民營企業已不再是創業初期那樣簡單地做生意了，而會涉及到很多法律、經濟、金融、管理等等方面的新問題。因此民營企業家一方面要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素質，另一方面要學會觀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