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生活周刊》已從可靠渠道確認，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的辭呈終獲批準，她將繼續出任中國證監會首屆國際顧問委員會副主席。

　　一個副部級官員的任免，原本不是新聞，但自2001年3月，以年薪高達540萬港元的身價，成為首位擔當“副部級高官”的香港人，史美倫的來去都必然令人矚目。而史具有的這種符號意義，也使她在中國證監會執政三年期間，注定成為風口浪尖上的焦點人物。盡管

中行新上網抵債資產 理想系列寫字樓熱租中 無線精彩 無線雅典 大型休閑游戲燃燒戰車

她一向低調，不事張揚，但市場對她的品評卻一直高調熱鬧，雖褒貶不一，卻普遍認為這位52歲、持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的女士，對中國股市有莫大的影響

　　記者 謝衡 朱步沖

　　“鐵娘子”的平常心

　　史美倫在2001年3月走馬上任前，就公開表示會為中國證監會服務滿兩年。去年3月，兩年期滿，市場就曾為史美倫的去留議論紛紛。對于她后來的留任，當時有一種說法認為，以史美倫要強的個性，即使離開，也要等到股市山河一片紅之時。

　　而這次，史美倫離職的消息再度傳出之際，股市還是一片慘綠。在股指一路下挫的陰霾下，談論這樣一個人物的離去也就不可避免被覆蓋上了“悲壯”的色彩。

　　“到了她這個年齡，所謂的‘壯志’都是相對的，現實狀況是什么樣的，她很清楚，她對自己能把握的事情，事先也都有客觀判斷。”一位與史美倫共事過的原中國證監會官員對記者說。“一個證券市場的發展成熟需要幾十年到上百年的時間，我們的證券市場只有12年歷史，而她作為監管者也不過短短兩三年的時間”。

　　“當然，她從香港過來，對于在中國股市這個特定時期內能夠做成什么事情，也許是有一些具體的期待。”他說，“史美倫是一個專業的、誠實的監管者，她對自己的執業成績有專業水準的要求，從這個角度看，她肯定沒有達到自己的要求。同時，作為一個誠實的人，對自己對外界都會有一個相對客觀的評價。在她作為中國證券市場監管者期間，發布了很多政策，做了很多監管工作，她的執政是否達到了相應的專業水平，對這個市場的發展是好還是壞，這個需要時間檢驗。我相信，她會以平常心看待。”

　　有統計顯示，在史美倫上任后的9個月中，證監會出臺了40多個法規條例和處罰決定，全面涵蓋了上市公司、證券公司、證券審計機構、證券咨詢業等。時至今日，這一數字仍然經常被市場人士援引，以此強調史美倫的鐵腕形象。在Google上，用“史美倫”和“嚴厲”兩項條件同時進行搜索，可以在中文網頁上找到5470個結果，這個結果本身也被認為說明了史的個性和工作方法。也有媒體把史美倫稱為“掀起中國股市監管風暴的女人”。

　　“史美倫其實是一個極其低調務實的人，少說多做是她一貫的作風。什么‘鐵娘子’、‘女包公’、掀起‘監管風暴’都是媒體生加給她的，跟她本人沒有任何關系。她沒有那么多的豪言壯語。她很清楚，對于這個市場的種種問題，是不可能用風暴式的、大規模革命式的方法去解決的。”史美倫的一位好友說，“她只是不愿意，也覺得沒有必要出來為自己解釋而已。”

　　對于外界給予的“鐵娘子”稱呼，史美倫說:“讓我受寵若驚，還未上任就有此頭銜，很可怕。我可沒那么強硬，我還是很溫和的。”她表示，“在獲得任命之前，我并不知道今年是‘監管年’，而且對于監管者來說，每年都是監管年，我的工作就是監管。大家對我的期望很高，我有些受寵若驚。壓力，是一定有了。我不希望大家對我期望太高，希望自己能夠干點事，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我感到，任何一個監管者不可能對市場產生多大的影響。監管要靠整個機構，而不是靠某一個人。”

　　為了讓自己不顯得那么與眾不同，2001年3月史美倫來京赴任時沒有帶一位香港證監會的舊屬，沒有人護送，沒有專門的迎接，她甚至沒有走高級官員的特別通道，而是和大多數人一樣，從普通通道邊檢進關。

　　“講政治”

　　史美倫以自己的修為融入中國證監會這個集體，并不困難，她與所有的同事都相處融洽，記者在采訪過程中，沒有聽到關于她個人為人處世的半點微詞。但在融入內地的官制，融入內地政府機構的文化方面，對于史則相當困難。

　　史美倫也稱，自己被人指為“做事不懂國情”，是自己最大的缺點。

　　“有很多東西的確是她無法理解的。比如在內地的官場上，很多時候長官意志是不會直接說出來的，需要下屬去揣摩。這對于史美倫來說非常困難，即使到現在，她也沒能掌握這種技巧，而且我看她從沒試圖努力去掌握這種技巧。”那位原中國證監會官員說。

　　史美倫在中國證監會執政期間，與2001年夏天開始的“股市大跌”時間重合。市場上有部分人將批評矛頭指向監管政策，認為在史任職期間，中國證監會推行的監管政策一味要使內地股市國際化，結果“水土不服、有悖國情”。

　　史美倫承認，聽到這些批評后，大部分時間“覺得是委屈的”，但“不是個人委屈的問題，我感覺是對整個證監會的工作，有的人不了解”。她說，“大家對證監會以及我本人有很多批評，批評很寶貴，我很珍惜。但有一些批評、評論不夠公允，我想做10件事不可能都錯，做錯的一定要改正，做得對的地方，希望大家多給我們鼓勵的掌聲。”

　　在公開場合，史美倫對自己個人感受的表述，克制隱忍。但私底下，她個人感到的委屈實實在在。“很多時候，她是很困惑的，有時情緒也非常低落。”那位史美倫的好友說。

　　史美倫自己時常感到困惑，而外界對她也經常有種種不解。最讓記者感到意外的是，在采訪過程中，記者不止一次聽人提到，史甚至比內地的官員還“講政治”這樣的說法。

　　一個具體的例子是當年中國聯通(資訊 行情 論壇)回內地股市發A股，主承銷商中金公司(CICC)希望發行價格能定的再高一點，而且根據事先市場詢價的結果看，定得再高一點也確實能發出去，但定價報到史美倫那里，她最后拿出更高一級主管部門的文件說，“上級說了你們最高只能定到每股2.3元”。

　　“她當時對外界說出這個決定之前，自己是怎么想的，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外人無從知曉。但如果她的上級就是這么規定的，那你說她該怎么辦？她是一個專業人士，專業人士的一個職業要求，就是必須服從上級的命令。”史美倫的好友說。

　　在比較內地與香港監管環境時，史美倫曾委婉表示，香港的市場情況沒有內地那么復雜，因素沒有那么多。比如，與內地做法不同的是，香港上市公司的審批權已下放給香港聯交所，證監會不會干預某個上市公司的上市過程。

　　“以史的教育背景和成長環境，是很難理解內地政府機構文化的。她知道內地官員首先要‘講政治’，但具體怎么講，什么時候講，都是她無法把握的。她可能會看到她的同僚們，有的時候就是以行政命令處理問題，有的時候呢，嘻嘻哈哈的就把事情給辦了。在史無法靈活運用這種原則的時候，簡單嚴格地恪守‘講政治’，也許是她惟一能做的。”一位與史美倫共事的中國證監會中層管理人員對記者說。

　　市場人士也發表過對史美倫在中國證監會執政過程中的幾點不解，比如: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發生的一些大案要案中，史是否秉承了當年在港主事剛正不阿、決不妥協的精神;史在執政期間，對于中國證監會政策制定和出臺，到底具有怎樣的影響力。

　　“將史美倫在中國證監會與香港證監會的執業表現做簡單的比較，是沒有意義的，畢竟兩邊的體制、機制、市場環境完全不同。在香港，她的上司不會過多干涉她負責的工作，香港證監會有自己的問責機制。但中國證監會的上級主管領導，對證券市場的漲跌都看得很重，經常直接干預證監會的工作。在這個機制下，史美倫可以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但如果不被接受和采納，那她也只能是服從。”那位原中國證監會官員說，“在中國，辦事很少由一個人一錘定音，特別是副職”。

　　而中國政府部門特有的決策程序，也使史美倫經常處于尷尬境地。為擔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一職，史按要求放棄了美國護照，改持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但她并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因此也就不是中國證監會黨組成員。“很多時候，史能做什么，需要主席助理桂敏杰開完黨組會議后，再告訴她。”知情人士對記者說。

　　“中國證監會是一個組織，這個組織有自己的決策程序，不可能因人而異。即使是個人發揮作用也必須是在規則內發揮作用，依照自己的角色發揮相應的作用。”一位在中國證監會工作了12年的高層官員對記者說。

　　“市場化”高潮

　　實際上，劇本已經寫好，每個人都必須按照規定的角色去演戲。

　　當初，史美倫之所以愿意登上這個舞臺，除了對自己執掌香港證監會十年，磨練的“演技”頗有信心外，當時同在這個舞臺擔任主角的原中國證監會主席周小川、副主席高西慶都被視為與史志同道合者。想必，登臺之前，史美倫自己也相信，這樣幾個人在一起，必將在中國股市這一新興大舞臺上演繹出一個新的高潮。

　　為了加強對中國股票市場的監管和國際化步伐，中國證監會曾先后聘任香港證監會前主席梁定邦以及前副主席吳偉驄作為顧問。1999年7月，更將已派駐香港中銀國際的“海歸派”高西慶調回北京出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而其時，證券市場氣象萬千，上市公司突破千家，以高新科技企業為龍頭的“5.19”行情正更新著投資者的傳統理念。半年后，周小川替代周正慶出任中國證監會主席。

　　上任伊始，周小川就開宗明義:一、證監部門不會調控股票指數的漲落，更不能將調控股票指數作為工作目標或工作方針;二、證監部門是證券市場的監管者，不是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門，決不能以上市公司主管部門自居，直接介入上市公司的內部管理;三、證監部門要創造機構間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不宜過多介入業界機構的管理和風險處置。此三條，簡單概之，就是證監會只做“裁判員”，不做“運動員”。

　　一年后，史美倫被聘任為中國證監會副主席。高西慶與史美倫交情深厚，上世紀80年末在美國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同事，其后高西慶返回北京，出任中國證監會首席律師。史美倫則在香港證監會打拼，兩人在H股在港上市、《證券法》咨詢時都并肩合作，都希望中國的股市盡快與國際接軌。

　　此三人有相似的理念、價值觀和背景。根據制度經濟學原理，一群價值觀相同的人在一起，合作和溝通成本最低，同樣也會使這個集體的溝通成本降低。三位主角相繼登場，中國證監會發動的一場以“市場化”為目標的改革漸次展開。

　　對于周小川不調控指數的言論，史美倫進一步強調說:“我要糾正一種看法，就是股市指數的上下波動，是與監管者無關的，也不應該有關系。指數的上下是市場的表現，是公司的表現。監管者能夠做到的就是，提供一個健全的監管架構和環境。某一個公司股價的上下，應該就是一個企業本身的表現，也有外來的因素，大氣候的影響。但是一般來說，在香港，我們不會覺得，恒生指數下跌多少，監管者就應該負責任。監管者每一天每一個小時，要跟蹤整個股市，如果發現某一家公司的股票與過去60天成交情況相比，價格、成交量方面出現異動，我們就要查問是怎么原因，是不是走漏了‘內幕消息’。”

　　而有業界人士認為，與香港市場不同，內地投資者一方面希望監管者能夠在保護投資者利益、懲罰造假公司方面有作為;另一方面又希望管理層能夠控制因監管力度的加強而帶來市場下跌的幅度。內地股市的決策者和監管者，經常會面臨兩難抉擇。但那位原中國證監會官員則認為，無論是高西慶還是史美倫面臨這樣的選擇時，都不會覺得兩難，因為答案只有一個，就是監管。至于市場會如何表現，那是市場的事情。

　　在此三人共同執政期間，中國證監會開始在政策、規章的正式出臺前，向外界公布“征求意見稿”，廣泛征詢市場各方意見。雖然后來有人指出，征求了也未必采用，此做法流于形式，但證監會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就向全社會公開披露的做法，還是開了國務院下屬各部委之先河。

　　“這種做法實際上斷了很多人的財路，在此之前，很多人就是靠向外界透露和解讀中國證監會即將出臺的政策、法規而生財。這種做法損傷了很多既得利益者。”那位原中國證監會官員說。

　　但對于此三人執政期間，頻頻出臺的“市場化”舉措，非但難以得到理解和認同，甚至經常遭受市場強烈抵抗。比如，B股開放:偏激的人說此舉是“解放全世界，套牢全中國”，理性的人說“沒有后續措施、沒有融資功能、沒有機構投資者、與A股合并遙遙無期，開放到底為何？”A股增發:2001至2002年，46家上市公司增發，融資366億元，且大部分公司增發后即“變臉”，不僅“圈錢”，而且“尋租”;開放式基金設立:內地并無避險機制，而且在“熊市”推出，不合時宜等等。

　　以上種種，在西方市場都是成熟之舉，移于國內，被認為是“海歸”思路的一脈相承。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先知先覺者。但有的舉措或許用之過早。”證監會的一位部門主任說，“這也是他們被指責為不懂國情的原因。”

　　而在前年底、去年初，周小川、高西慶相繼離開證監會后，已覺身心疲憊的史美倫無心留戀這個舞臺，當時去意已定。據證監會有關人士透露，自去年春節后至今，史美倫就基本處于休假狀態，其間確實因病去美國動過一次手術。“以前她的秘書都是臨時借調的，今年年初，拿‘史美倫獎學金’從美國留學回來的李曉紅擔任她的專職秘書，但史早就不負責具體工作了。”證監會有關人士說。

　　在史美倫即將離開之際，被各媒體反復提及的是她曾經表示，將來回顧自己這段在中國證監會的工作經歷時，希望大家記住的，是她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這個感覺對我太重要了”，她說。

　　但那位原中國證監會官員認為，她為這個市場留下的最為寶貴的理論是:“I think there is only one universal principle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我認為只有一個普遍的國際標準)。”她說:“這個標準是市場的公開、公平、公正。我的意思是不管你的特色是什么，市場公開、公平、公正和透明原則是一定要有的，是最基礎的。”

　　“從《公司法》、《證券法》，到中國證監會各項監管法規政策的出臺，中國證券市場走到今天這一步，在基本的法律精神、監管原則方面，市場各主體是有共識的。”那位在證監會工作了12年的高官說，“‘三公’的原則，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原則，信息披露的原則，是這個市場發展中最重要的。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如此，毫無疑義”。

　　“但具體某個人是否代表一條監管路線，這倒不一定。不同的市場發展階段，不同的改革發展階段，使得每一任監管者強調的工作重點有所不同。”他說，“個人的理念，與整個市場乃至社會發展的大勢相比，是很渺小的。”他認為，史美倫的真正價值在于，在一項監管政策、法規出臺的過程中，史美倫能夠提出，在成熟市場監管者會考慮哪些因素，為什么要考慮這樣的因素。這種經驗，非在成熟市場有多年監管經驗者不能擁有。

　　這位證監會現任高官相信，史美倫個人并不會有什么挫折感。“她為這個市場作出的貢獻，很難用具體指標來衡量和判斷。她的政績更不能與指數相掛鉤。”他說。

　　“周小川、高西慶、史美倫作為監管者的時期，從整個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歷史來看，終不過是短短一個瞬間。而這個瞬間之所以是有意義的，是因為他們所做的與整個市場未來的發展方向一定是一致的，而不是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這個信心史美倫有。”那位原中國證監會官員說，“兩三年的時間，不足以論成敗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