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信息延遲披露而營造出的時間差，成為內幕人士牟取暴利的工具，而在這背后，反映出中國證券市場制度上的缺陷，以及監管缺乏力度

　　本報記者 琪凱

　　漲停，漲停，再漲停——7月19日至21日，ST大江股票價格出現異常波動，這讓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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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看不明白，因為在食品加工行業已經難以折騰的ST大江，剛在7月15日發布了2004年上半年“預虧”的公告。

　　“有人預先知道利好內幕，”有證券公司分析人士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證券上，絕對沒有無原無故的連續漲停。”

　　果然，ST大江在7月22日發布了一則公告——公司大股東現就轉讓股份及重組事宜正與境內外投資者進行洽談”。

　　公告之后，ST大江股票繼續大漲，于2004年7月22日、23日、26日再收3個漲停板。

　　有證券分析師稱，雖然ST大江股票連續上漲，但對于大多數中小投資者而言，他們卻沒有從中獲利，因為他們不知道ST大江的大股東是和誰在洽談重組事宜，無法獲悉重組進程和重組前景，因此，面對成長性差、業績連續虧損的ST大江，普通投資者只能痛失獲利良機。

　　“只有一些內幕人士才準確地掌握重組進程，明了重組前景，”上海隆瑞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尹中余稱，“因此他們注定將是二級市場上的贏家，而當上市公司將重組進程進行詳細披露，所有的投資者都知道之后，內幕人士可能已經離場而去，留下廣大中小投資者埋單。這就是‘時間差’現象。”尹中余稱。

　　事實上，“時間差”現象并非僅僅出現在ST大江身上，在中國證券市場上，有大量的上市公司，都在重組過程中營造時間差，使內幕人士在二級市場上獲得豐厚的利潤，而使廣大中小投資者在高位套牢，使中國證券市場面臨誠信危機。

　　營造“時間差”

　　據《財經時報》調查，近期有多家上市公司，都在重組過程中出現過“時間差”現象。

　　7月21日，深大通A(000038)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被證監會立案調查——從2004年年初起，在沒有明顯利好消息發布的情況下，其股價從8.43元逐漸上漲，至6月達到最高價14.15元，漲幅72%。

　　深大通A董秘曹楊在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否認調查與近期股價大幅波動有關。

　　“調查人員正在公司內部進行調查，但還沒有結果。”曹楊說。

　　7月22日，蘭寶信息(000631)發布公告，“經與君子蘭集團(蘭寶信息第一大股東)取得聯系后，證實長春市國資委、萬向集團及君子蘭公司確實已于6月14日簽署了《君子蘭集團產權轉讓重組框架協議書》”。

　　蘭寶信息公告發布延遲38天，其理由是不知情。“未接到大股東關于產權出讓的任何書面通知。”蘭寶信息有關人士稱。

　　而據《財經時報》調查，蘭寶信息董事長劉鐵杲本身就是大股東君子蘭集團的法人代表。因此，上市公司蘭寶信息，根本無需“與君子蘭集團取得聯系”，即可獲知君子蘭集團的一舉一動。

　　與蘭寶信息一樣，均瑤集團間接入主大廈股份一事，也是一起典型的“時間差”。

　　7月10日，大廈股份(600327)公告大股東股權轉讓，上海均瑤集團成為該公司實際控制人。

　　據《財經時報》調查，事實上早在去年，均瑤集團間接入主大廈股份一事就基本上板上釘釘。大廈股份股票也從2003年11月大幅上漲，到今年4月達到歷史最高位，漲幅44%。

　　有證據顯示，大冶特鋼也想玩一把“時間差”，只不過在玩的過程中被媒體揭穿。

　　6月24日，大冶特鋼(000708)由于未及時澄清被中信泰富收購的信息，深交所對其董事長朱憲國予以公開譴責。

　　本周四，大冶特鋼董秘王平國面對《財經時報》，仍對中信泰富收購的消息遮遮掩掩。

　　對有關股價在資產重組公告發布之前兩個月內瘋漲108%的原因，王解釋稱：“那是二級市場的行為。”

　　時間再向前追溯。

　　2月17日，春暉股份(000976)公告其大股東與世界紡織巨頭美國UNIFI.INC公司簽訂成立合資公司的框架協議。而據《財經時報》調查，事實上該協議早在去年12月就已簽訂。協議簽訂到公告發布，時間相差兩個多月，該公司股票也在兩個月內大漲42%。

　　春暉股份董秘解釋稱，公告遲發是因為“大股東并沒有告知有關重組的消息”。而據《財經時報》調查，事實上春暉大股東廣東開平滌綸企業集團公司總經理羅偉，本身也是春暉股份董事。

　　動機是坐莊

　　對于上市公司大玩“時間差”的原因，恒豐美林投資管理公司資深人士徐瑋認為，“大多在于讓知情人提前介入，以便套利”。

　　上海隆瑞公司執董尹中余認為，一般上市公司的股價能夠在短期內上漲到30%以上，而且增長趨勢比較穩定的話，肯定是有主力坐莊。

　　尹中余說：“自然的信息擴散(比如上市公司董事、證券公司、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的知情人告訴給自己的親戚朋友)，畢竟參與的資金有限，不會對股價產生根本性影響。股價更不可能長期堅挺，往往微微上調后，幾天就會掉下來。”

　　尹進一步分析，由于上市公司重組存在眾多不確定性，比如交易對象、價格、交易方式等，哪一方面出現偏差，重組都可能前功盡棄。所以不到最后一刻，誰也不能保證重組一定會成功。因此，莊家在沒有獲得十分確切消息的情況下，也不可能把幾個億的資金投入一家正在進行重組談判的公司，進行一次豪賭。

　　“他們沒有這個膽量。”尹說。

　　操縱股價，必然是莊家和掌握上市公司重組進展最確切消息的人互相勾結進行。

　　“這些掌握最確切消息的，基本就是上市公司核心層。”證券分析人士指出。

　　制度漏洞

　　公司故意設置“時間差”，在于獲取非法利潤的驅動。而“時間差”黑幕最終得以發生，違規公司又往往能全身而退，癥結所在是制度存在明顯的漏洞。

　　恒豐美林徐瑋稱：“‘時間差’黑幕的發生，在傷害了廣大中小投資者利益的同時，也是對中國證券市場制度底線的不斷挑釁。”

　　目前中國證券市場只能單向操作(不能做空)，使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監管大大弱化。

　　“在國外，做空的投資者會想方設法找上市公司的問題，打壓股票，從而從中獲利。而中國還遠遠做不到。”徐瑋稱。

　　長城證券金融研究所副所長丁朝宇認為，中國集體訴訟制度遲遲難以建立，使廣大中小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監督作用很難發揮出來，這也是導致“時間差”黑幕的原因之一。

　　另外，現行法規也存在一些并不十分明確的地方。

　　大冶特鋼、春暉股份、大廈股份等公司董事會秘書，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大都解釋稱“大股東只是簽訂框架協議，股權轉讓還存在眾多變數”。

　　事實上，現行法規對“存在變數的重組”是否進行信息披露已有明確規定。

　　2002年12月1日，《上市公司股東持股變動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下簡稱“管理辦法”)開始正式施行——該《管理辦法》和當時一起出臺的《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被視為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建設的一個里程碑。

　　《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上市公司股東持股變動，是指投資者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數量發生或者可能發生變化的情形。

　　也就是說，上市公司股東持股“可能發生變化”，也應該進行及時披露。

　　但何種情況才是“可能發生變化”，難以用量化的指標來進行界定，這就使大量的上市公司可以鉆政策漏洞。

　　不過，有市場人士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丁朝宇認為：“框架協議不披露有其合理性。股權轉讓，尤其是國有股權轉讓在框架協議簽訂后還需要國資委、證監會的層層審批，確實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在股權轉讓沒最終達成之前，如果提前公告，還可能惹上亂公告、炒作股票的嫌疑。所以上市公司對于公告發布的‘度’也比較難把握。”丁認為。

　　監管乏力

　　丁朝宇認為，從國際證券市場發展歷程來看，“時間差”黑幕難以完全杜絕，關鍵是要控制好度的問題。

　　丁認為，提前知道內幕消息并對外擴散的人，總是客觀存在的。“比如，擴散給親戚朋友，這樣的行為就很難界定，更難確認是否違規。但泄漏給機構，并聯合坐莊必須要受到嚴懲”。

　　丁介紹，20世紀80年代華爾街曾經出現內外勾結操縱股票被大規模查處的案例。“揪出來一個后，一個咬一個，最后抓出來一大串”。此后，美國查處力度加強，懲戒力度更大。現在，美國這樣的問題就少了很多。

　　尹中余和丁朝宇持有相同的觀點：“中國證券市場‘時間差’黑幕的出現，在制度本身比較完善的情況下，問題關鍵出在執行中的懲戒力度不夠和執法不嚴上。”

　　深交所、上交所對于信息披露不及時的公司，大多以譴責為主。像大冶特鋼股價波動極為明顯，公告發布明顯包含虛假陳述的上市公司，深交所也僅以譴責了事。

　　而立案調查，很多情況下往往不了了之。

　　尹中余認為，證券欺詐涉案動輒數千萬元甚至上億元。在巨大的利潤面前，單純道義上的譴責，沒有意義，更起不到任何作用。

　　尹中余認為，如果目前對違規行為實施高壓，可能會導致證券市場長時間積累的矛盾大幅爆發。那么一批業績較差的上市公司，尤其是ST一族，最終面臨的將只有退市一條路。

　　但尹強調，監管部門不應為了拯救幾個上市公司，而影響了整個證券市場的法制化進程。當然在實施鐵腕之前，要對監管強化可能帶來的股市動蕩，有足夠的重視和防范。

　　丁朝宇稱：“懲處的力度要大一些，搞得幾個公司傾家蕩產，操縱股價的行為才能得到遏制。”

　　例如前一段時期證監會稽查二局(職責是調查操縱市場、內幕交易違法案件)和公安部證券犯罪偵查局聯手，嚴查二級市場內幕操作，起到了很強的威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