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云輝 向文件 成都報道

　　沒有人能夠想象，以托普軟件(000583.SZ)和托普科技(8135.HK)目前已經預虧的經營業績，再增加一筆高達3120萬元的債務，將會是一場怎樣的場景？

　　據本報記者了解，此前招商銀行成都高新支行已就兩起債務將托普軟件、托普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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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都西部軟件園等托普系企業告上法庭，其總金額達28��821��875元，此外，日東電子發展(深圳)有限公司也因債務問題狀告托普軟件和托普發展。

　　據了解，以上數案目前已經審結，正在執行中。但到目前為止，與上市公司相關的數案仍未有一紙公告見諸公眾。而法律界人士認為，這一做法無非是想掩蓋上市公司的真實業績。

　　7200萬元官司

　　“托普系有多少企業？有多少銀行貸款？又有多少官司？這些都是謎。”一位剛離職的前托普集團高層人士感慨。

　　事實也是如此，托普錯綜復雜的企業關系以及撲朔迷離的銀行貸款一直不為外界所知，而據記者了解，僅在成都一地，四川省高院、成都市中院，以及成都部分區級法院，均有不同數額的與托普系企業關聯的官司在案。

　　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僅在成都市中院，除去已結的案件，托普目前尚有近十起案件敗訴并等待執行，其涉案金額高達72��102��109元。成都市中院對這些案件三緘其口，當事諸方也不愿意接受采訪，所以債務糾紛如何緣起尚難得知。但僅從涉案金額和原告方來看，無論是銀行、建筑企業還是業界同行，都已經開始對托普系的償債能力產生懷疑并群起逼債。

　　本報記者從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獲得的一份與托普系公司有關的強制執行申請清單，足以令任何人觸目驚心。

　　中國建設銀行四川省分行鐵道專業支行訴四川托普科技發展公司和四川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執行金額25��000��000元。

　　中國建筑一局(集團)有限公司訴托普集團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要求執行金額7��960��171元。

　　中國建筑第八工程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訴托普集團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要求執行金額623��694元。

　　中國工商銀行成都市草市支行訴成都市宏聲電子廠和成都托普電子信息產業有限公司，要求執行2��248��885元。

　　中國建設銀行成都市第一支行訴成都宏聲電子廠和四川托普科技發展公司，要求執行5��000��000元。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訴成都西部軟件園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托普軟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和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執行9��874��625元。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訴四川托普軟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托普科技發展公司，要求執行18��947��250元。

　　日東電子發展(深圳)有限公司訴托普集團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和四川托普軟件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執行2��447��484元。

　　而這8起總金額高逾7200萬元已經審結等待執行的巨額官司，直至目前尚不為外界所知。

　　與之對應的是，雖然托普號稱坐擁數十億元資產，但卻頻頻因為債務被人拖上法庭。“如今再加上這7200萬債務，托普系無疑將更加難受。”業內人士認為。

　　而法律界人士認為，以上多起案件均是原告方請求法院強制執行，這背后必有文章。“不是托普一直拒絕主動還款，就是托普根本無錢可還。”他說，“但這二者都不應該是一個正常企業的所做所為。”

　　上市公司隱瞞訴訟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案件中，招商銀行成都高新支行和日東電子發展公司訴托普的三起案件分別涉及了托普旗下的上市公司——托普軟件和托普科技，然而時至今日，兩上市公司均未就此進行公告。本報記者就此致電托普軟件，但公司董秘辦相關人士則表示“不清楚”。

　　證券業內人士表示，托普軟件和托普科技的行為明顯違規。《證券法》第59條規定：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債券的發行和上市文件，必須真實、準確、完整，不得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證券法》第62條10款規定，涉及公司的重大訴訟，法院依法撤銷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的，上市公司應當立即將有關該重大事件的情況向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和證券交易所提交臨時報告，并予公告，說明事件的實質。

　　“去年我為這筆債專程到成都兩次，但至今沒有拿回一分錢。”日東電子發展(深圳)有限公司法律辦陶圣明律師告訴記者。

　　日東電子發展(深圳)有限公司是香港日東集團的全資子公司。日東集團1984年成立于香港，2000年10月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日東科技，0365.HK)。

　　據陶圣明介紹，日東電子曾與托普一直有合作，但這一合作從2001年底開始出現問題。2002年9月，日東電子與托普發展簽訂《生產線工程合同書》及《自動化立體倉庫合同》，由日東電子向托普發展提供手機、PDA、筆記本電腦生產線設備，并承擔相關設備的設計制作安裝事宜，合同總金額3��880��000元，其后托普發展向日東電子支付了164，000元預付款。

　　此后，日東電子按約向托普發展提供了相關產品并進行安裝調試，而在上門收款時托普發展卻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們說還款可以，但是為了做賬方便，需要將賬轉由上市公司托普軟件支付。”陶圣明稱。

　　2002年7月24日，日東電子和托普集團、托普軟件簽訂“合同權利義務轉讓協議書”，約定托普集團將以上兩起合同的權利義務轉移給托普軟件公司承擔，托普集團對托普軟件支付2��716��000元的義務承擔連帶責任擔保。

　　即便如此，日東電子所要的貨款仍無著落。協議簽定后，托普軟件“象征性地”支付了480��000元給日東電子，此后便一直未向日東電子清償貨款。

　　2002年底，多次催收未果的日東電子將托普發展和托普科技告到成都市中院。2003年9月13日，成都市中院判決(2002民初字第917號)，認為托普軟件應當按約向日東電子支付余款，托普集團也應對付款承擔連帶責任，要求托普軟件向日東電子支付2��236��000元及逾期付款違約金，托普發展承擔連帶責任。

　　但托普方面拒不執行相關判決。無奈之下，日東公司請求成都市中院強制執行。

　　據陶圣明介紹，早在2001年起訴托普之時，日東就申請了訴訟保全，凍結了托普方面現金990��968.7元及查封托普向日東電子購買的生產線，但因多方原因，這90余萬元卻被悄悄轉走，2003年8月，成都市中院再次凍結托普現金80余萬元。“結果我去了北京一周，回來時他們就告訴我，那筆款是托普提供給銀行的保證金，只能凍結不能劃轉。”陶圣明說。

　　陶圣明告訴記者，近期他將再次赴蓉。“我們希望盡快拿回這筆錢，”陶圣明說，“哪怕是強制執行。”

　　而招行成都高新支行至今仍守口如瓶。

　　律師呼吁嚴懲

　　“違規隱瞞3120萬元巨額債務，這說明托普軟件和托普科技有意掩蓋真實的財務狀況，欺瞞投資者。”四川成都合泰律師事務所張敏律師說。

　　她認為，規范的信息披露是維護證券市場公開、公平、公正的根本保證。信息公開越少，上市公司留給自己的回旋余地越多。可以粉飾財務報表，美化經營成果，追求不正當利益；甚至可以制造概念，操縱股價，獲取高額利益。

　　“現在的上市公司更多的是采取不披露的方式隱瞞重大信息來欺騙投資者。”她認為，目前證監會對上市公司沒有及時披露信息采取的措施大都是給予譴責，不會采取進駐、停牌整頓等嚴厲措施，而《證券法》中缺乏民事責任的規定，受損失的投資者很難從違規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獲得賠償，這未能增加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違規成本，更不能讓上市公司有自律的觸動，所以對上市公司難以形成真正的約束力。所以部分上市公司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經常采取信息披露違規方式，給投資人造成重大損失，事后也只是通過一紙道歉了事，而更多問題就此湮沒其中。“啤酒花事件就是上市公司通過不及時披露信息和提供虛假信息牟取私利的警鐘。”

　　“對托普這樣有意隱瞞真實財務狀況的上市公司，有關方面應及早介入調查，對侵害公眾投資者利益的行為予以嚴懲。”她呼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