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侯寧

　　近日，全流通問題再度受到部分投資者的關注。但與去年11月前不同的是，我國股市氣勢如虹的漲勢似乎并沒有受到全流通鼓噪的影響。那時候，全流通和減持是人見人怕的“鬼故事”，如今它卻變成了專家學者探討的專業課題。這一變化說明了人們對全流通的預期變好了。但筆者以為，全流通問題并不僅僅是利益之爭，它折射出的是價值觀念之爭。理清 了怎樣才算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這樣的價值觀后，才有可能素描出最終解決全流通的可能方案。在此之前，最佳時機純屬空談。而對“補償式全流通”也不可冀望太高，期待一個既能符合全民利益又適當兼顧場內投資者利益的切實可行的“價值型全流通”方案或許更為實際。

　　眾所周知，股市的建立是改革開放以及經濟轉型的產物。在姓資姓社尚在爭議之時，股權分置的制度設想起到了答疑解惑的作用，對股市順利建立功不可沒。在2000年前，也鮮有人對此提出質疑，似乎中國股市就該如此。之所以后來成了事實上的“股權分裂”，就是因為改革開放的推進到了另一個深度和高度，姓資姓社的價值觀之爭已經不是問題，而股權分置的缺陷也在實踐中表現出來，因此，才有了全流通的大討論和解決非流通股的流通這一世紀大課題。但李榮融為什么不講補償式全流通而強調要“一視同仁”，而尚福林也不提補償概念爾強調要在“發展中解決股權分置”呢？站在證監會的部門立場上，給股民實惠讓大家熱愛股市有何不好呢？但問題就在于，證監會也是國家機關，它還有更大的利益需要考慮。這就需要簡單回顧一下股市的成長歷史。

　　股市設立之初，絕大多數的上市公司都是國有財產，而國有財產是屬于全民所有，國家只是代理機關。就是說，對絕大多數成長到今天的上市公司而言，它的原始資本的提供者是全體國民。但是，公司上市了，流通股溢價發行了，上市公司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私有資本被容納進了上市公司。股市的私有成分便出現了。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股市的構成組分中私有資本的成分越來越重，而國有資產由于股權分裂的現象也從中獲益巨大。那么，在此時提出全流通，便必然會涉及一個問題，即原來提供原始資本的國有股在制度設計的結構缺陷幫助下到底占有了多少流通股東的私有財產？國有股在此時還有沒有“保值增值”的必要？以“凈資產”為底價進行減持逐步實現全流通對流通股東這些“私有股東”是否公平？而代表全體國民(包括已經入市的股東們)看管資產的國家(具體落實到國資委)是否同意補償性的方案？

　　不需計算，我們也可以看出，這是一個盤根錯節的系統性大問題。它涉及到了具體的6000萬股民，更關系著國家代表著的十三億國民！處理得不好，非但會損害流通股東的切實利益，更可能傷害全體國人的感情，從而傷害政府的信用及其倡導的價值觀！

　　在此，“市場經濟理想”所要求的對個人自由、平等、財產尊重等價值觀以及“社會主義制度”所要求對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的維護出現了沖突，而化解這種沖突的新的價值體系需要平衡個人、企業和國家的利益，需要體現執政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思想，因而，這一價值體系的重心在“公”還是在“私”便顯得異常重要了！

　　從這個意思上說，李榮融也只能說出“一視同仁”的話，而尚福林也只能說要“本著發展的觀點妥善解決股權分置”了。

　　我認為，目前盛行的“統一原則，分散決策”的觀點或許還只是更希望體現流通股東利益的證監會，和旨在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國資委之間一種暫時的共識，但這個原則的統一卻仍然需要兩大決策部門在更高層次上對關系改革方向和性質的價值觀形成共識，需要相關政府部門在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問題上的價值判斷達成集體共識。“三個代表”是總體的方向，但具體的把握卻絕非易事。

　　事實上，價值觀也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市場基準價值觀；另一個是整體的對如何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財富如何分配的社會價值觀。有人指出，別說是整體的社會價值觀，即便是對有關基本價值準則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對于財政部門工作的人而言，錢一分不能差的，否則就是問題；銀行工作的人，則認為還要加上資金的時間價值。證券行業的人對資金的理解是與風險與機會的組合。由于計劃經濟時間較長的歷史原因，我們看到，由于股市建立時間較短，培養的人才還相對有限，因而在管理層面，證券行業有影響力的聲音還太弱。而財政、銀行出身的高官卻比比皆是。如此看來，他們對基準價值的觀點可能便存在分歧。可以看到的是，幾任證監會主席都來自銀行，他們的觀念轉變也還需要時間。而在美國，歷來就有證券行業出身的人擔任財長的傳統！

　　可見，解決全流通問題首先需要的股市的壯大和不斷成長的影響力。解決這個歷史難題首先需要我們的監管層樹立起相對一致的基準價值觀，還需要政府在集體意義上對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問題達成一致，更需要有一整套全新的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關于財富分配方面的價值體系！十六大關于股份制是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形式的論斷是一個重大突破，但更為細致翔實的價值體系的構建還遠未完成，甚至對國有資產如何才算保值增值的問題也尚存爭議，難以統一。而在此條件下，那個個人和部門愿意承擔國有資產流失的罪名，去冒險推出一個“補償性全流通方案”呢？管理層集體意義上的價值判斷的統一絕非短期內可以形成，理論界的專家對此無休止的爭辯便是對此最好的圈時。而在此之前，全流通的方案都難以正式確立，又如何談得上解決的“最好時機”呢？。

　　我認為，在全流通問題上，補償性全流通雖然可以得到場內投資者的熱烈擁護，“雙贏”或者“多贏”當然也好，但能在增強我國證券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核心競爭力的總方針下，通過一套既適合國家利益(全民利益)，又能兼顧場內投資者部分利益的切實可行的“價值型”全流通方案，或許將是投資者更為現實的期盼。在筆者看來，這一關的順利通過，不僅是股市最大的長期性利好，而且它還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價值體系業已從根本上確立，中國證券市場也就在實質上完成了向相對成熟市場的“成功軟著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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