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雜談

　　在中國的股市經濟學家中，成思危先生是一個另類。成思危既不是政策經濟學家，又不是決策經濟學家，更不是政府經濟學家，而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權威經濟學家”。

　　成思危何以獨樹一幟成為“權威”的代言人呢？這和成思危的地位和做事有著極大的 關系。

　　成思危先生既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席，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在一般人的概念中，人大常委會并沒有什么行政的權力，但是卻擁有立法的權力，圍繞中國證券市場的相關立法，成委員長這一關是非過不可的，沒有成思危的諒解，任何來自證監會的行政努力都是“瞎子點燈白費蠟”。舉例來說，深圳開設創業板費盡了周折直到最近才由證監會副主席范福春在深圳表態“社會各界對通過建設中小企業板、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已達成共識”，建議中小企業板擇機盡快出臺。眾所周知，創業板的前世是高新科技板，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與高新科技板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三個概念。從法律上講，中小企業板不存在什么障礙，不需人大常委會單獨立法，而高新科技板則不同，必須由人大常委會修改《公司法》以掃清三年盈利的硬杠桿，“支持有條件的高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進入證券市場融資，有利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對高新技術的股份有限公司運用資本市場籌集發展資金，要堅持國家產業政策，符合高新技術要求，根據高新技術有限公司的特點，其上市交易的股票在現有的證券交易所內交易系統進行交易，鑒于此項工作缺乏經驗，加之風險較大，應當有計劃有步驟積極穩妥地進行”，這是人大常委會關于修改《公司法》的決定，高新技術板的概念最早是由科技部提出來的，在實施過程中“雙高”的資格認定以及管轄發生爭持造成事實上的不了了之，高新技術板由此被演繹成了創業板，創業板當然是沒有高新技術板《公司法》豁免特權的承續資格的，也就是說在深圳設立創業板于法無據，設想，僅僅是設想。沒有成思危點頭，創業板就沒門。這是“權威”兩字中“權”的出處。

　　按常理講，成思危先生為創業板別說點頭，就是搖旗吶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為什么，因為成思危號稱“中國風險投資之父”，在過去的幾年中不遺余力地推動中國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1998年還是他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的“一號提案”，風險投資才引起中國政府的高度關注。但是，偏偏就是這個“風險投資之父”在創業板上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謹慎。理由就是在中國股市過度投機的氣氛之下，二板的推出會加重過度投機，監管也更加困難，難以確保廣大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因此他更贊成的是在主板市場中設科技板塊而不是單獨設市，因為成思危知道在目前排隊等待上創業板淘金的上千家公司中，70%是在1999年聽到創業板的風聲之后才成立的，絕大多數公司來路不正，針對相當一批經濟學家的呼吁，成思危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據國外情況，風險投資通過二板市場上市比率僅為30%，另70%通過兼并收購上市，因此，二板市場并不是融資的唯一出路。一個“風險投資之父”在創業板的誕生上卻成了“腸梗阻”，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而在水皮看來，正是這個奇跡造就成先生“權威”兩字中的“威”。這個“威”不是以勢壓人的威風，而是一種擺脫了個人“低級趣味”的威信，超脫了學者文人的迂腐和童真，超脫了商人和政客的貪婪和私欲。

　　最有意思的是，成思危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并非科班出身。畢業于華東化工學院的成思危長期在化工部工作，歷任專題組長、工程師、高級工程師、總工程師、副部長。成思危的轉型始自于他1981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院的深造，在那里他獲得了工商管理碩士的學位，從此開始介入軟科學領域進而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成思危的工科背景對他的經濟學研究影響是抹不去的，工科的務實對于他的思維定勢更是如此。

　　不久前成思危在2004年度中國資本市場論壇上的精彩演講很鮮明地表現了他的務實風格。有關全流通的話題，成思危提到了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的不同角色分工。“實施全流通一定要有周密的策劃。我常說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的不同之外，經濟學家更多關注什么是理想的模式和為什么這是理想的模式，就是W h a t和W h y的問題，管理學家關注的是怎樣從今天的現狀過渡到明天的，是H ow的問題。現在行為金融學、行為經濟學也是考慮怎樣實現的，總的來說經濟學和管理學還是有這么一個不同，如果說經濟學家描繪了河對岸是一片美麗的風光，管理學家就是研究怎么過這個河，所以一定要周密策劃”。

　　全流通的設計是資本市場論壇的主題，云集了各方的有識之士，既有真知灼見，也有信口開河，既有即興之作，也有深思熟慮，既有拍胸脯的，也有拍腦袋的。成思危的妙語連珠，聽起來無所指，但想起來又有所思。比如他以走象棋打比喻，”改革有一個特別大的特點就是路徑依存，就像走象棋，你走的第一步影響到以后的每一步，如果只考慮第一步先近了再說，如果要退回來代價就非常大，而且有的是不可能回頭的，不像走象棋可以悔棋，改革不能這樣。我們資本市場的發展是三起三落，每一次起落都造成很大的損失，都有一部分財產流入個人的腰包，所以再搞全流通一定要周密策劃，策劃好，走一步要想好以后的幾步，什么時候實現，怎么走。”

　　成思危對于全流通是怎么判斷的呢？

　　一方面他認為現在已經到了應該認真研究解決股權割裂問題的時候了，另一方面，對于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又認為絕對不是短期的事情。任何方案都要考慮各方的利益，達到“帕累托效應”。一套行之有效的股市全流通方案應該具有六個方面的可行性：技術上是可能的，經濟上是合理的，法律上是允許的，操作上是可行的，進度上是可實現的，政治上要能為各方所接受。

　　顯然，僅僅靠經濟學家是難以完成這樣的系統工程的，也許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成思危專門談到了學者和領導的關系處理。

　　“要尊重領導但不迎合領導，承認現實但不遷就現實。領導確有他的考慮，這和學者不一樣，不要因為我們的建議沒有被采納就怨天憂人，垂頭喪氣。因為學者是研究什么最合理最好的，領導考慮很多因素，有各方面的因素，所以是不一樣的。我曾經說過，完全不聽參謀意見的領導是獨裁的領導，完全聽參謀意見的領導是無能的領導。所以作為領導來講，成見不可有，主見不可無。對領導要尊重，但千萬不要迎合，迎合的結果是誤導領導”。

　　成思危提及的領導也許是尚福林，也許不是尚福林。如果是前者，大家就可以據此對目前的全流通討論作出自己的判斷，如果不是，也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斷。總之，成思危是不會無緣無故議論“領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