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證券公司經營者,首先要認識到企業的性質,服務的對象和業務范圍,要擺正自己位置,風險與資本要匹配,風險與增收領域范圍更要對稱。南方證券1月2日被中國證監會和深圳市政府聯合實施行政接管。事件的發生,對金融業界產生了巨大震動,更引發了中國證券市場、尤其是證券公司普遍的關注和反思。作為一名歷經中國證券市場風風雨雨,又對市場有較深刻理論認識的資深證券業人士,銀河證券有限司總裁朱利就這一事件的警示與思考,接受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的專訪。
《望新聞周刊》:行政接管南方證券后,目前市場影響如何?
朱利:南方證券要破產、要關閉這樣一些說法,自去年下半年以來時有耳聞。現在,它由證監會和深圳市政府行政接管了,對市場來講是好事。因為證券市場一定意義上屬于虛擬經濟范疇,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市場預期一定要明確。南方證券因為存在問題,被行政接管,此事有了結果,市場就會據此做出本身的反應。
行政接管后的局勢還是比較好的。首先,作為金融類企業的證券公司,如果不是像新華證券、中經開等那樣采取清算關閉的措施,最好是雷厲風行地通過行政接管。這樣,對于防止市場一些不必要的謠言和混亂,其作用和好處是非常大的;其次,目前是行政接管和一定的市場經營相結合方式,經營班子還是市場人士為主,也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方面;再次,行政接管以后,日常經營正常,市場的反應比較正面。
《望新聞周刊》:證券公司對這一事件是如何反應的?
朱利:這件事對證券市場和證券公司來講震動很大。有三個方面值得重新思考。
第一,說明證券公司本身的管理特別是內部控制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這種重要在于,證券公司所管理的基本上是客戶的資金和資本,如果內部控制不嚴密,首先受損的是客戶。特別是在中國個人的資產積累不容易,證券公司一旦破產,容易引發社會矛盾或動蕩。
第二,在證券市場低迷的情況下,證券公司審慎和穩健經營非常重要。外部環境是券商不能抗拒的,但是作為金融企業,審慎經營是一個一以貫之的方針。客觀環境不好,加上經營上不穩健,或者超越了所能控制和承受的范圍,就會引發很大問題。
第三,證明金融企業的風險隨時存在,特別是很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這種系統性風險并不是說哪家證券公司接著要出問題或者垮臺,而是指這種風險引發了市場、客戶對其他證券公司信用的疑慮。如果處理不當,客戶就會擠提,由于金融市場中資金是相通連接在一起的,就容易造成整個社會資金鏈包括機構客戶、個人客戶、銀行等一連串的負面反應。
重點要強調的是,作為證券公司的經營者,首先要認識到企業的性質,服務的對象和業務的范圍。中國的證券公司的主要業務是代理客戶交易,在某種程度上是名副其實的代理商角色。是代理商,角色就要擺正。就是說客戶存在你公司里的資金和資產,沒有客戶的指令,決不能挪用或交易或用作其它投資。證券公司一定要保障股民的保證金和資產不被非法侵占,而且要堅守這個信念。這個做到了,證券公司大的風險就能夠防范。
這件事也說明,一個金融企業,它所經營的業務,經營的深度和廣度,一定要和資本金實力相匹配,不能夠超越自有資本的一定比例,這是金融企業風險承受能力的底線。為什么國際金融企業一般對資本金管理非常嚴格,原因就在這里。
中國金融市場有兩個特點,一是新興加轉軌,發展中變化比較大;二是和國外其他市場一樣有一定的周期性,市場周期有高有低,股票價格也肯定有高有低。這種情況下,你的經營范圍、經營的力度、投資的深度和廣度,和你的資本相匹配就非常重要。這也是需要證券公司重點應該反思的問題。
中國證券市場是發展中的市場,證券公司的成立和成長過程,有很多值得探索的東西,也有許多制度的因素,導致了諸如南方證券這樣的問題。過去證券公司并沒有真正按照現代金融企業去治理和管理,也沒有嚴格地像銀行那樣去監管。出現了大量管理混亂和風險集中的現象。比如現有制度使營業部的運營既是前臺又是后臺,既接受客戶的資金、保證金的存入,又接受客戶的交易指令,它就很可能假借客戶指令非法操作。
可以說,現行的體制完全是建立在人的道德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制度的基礎上。過去只是對營業部進行強制性要求,投資500萬,要有相應的電腦機房,營業面積多大。卻很少注意一個營業部的功能怎么發揮?如何解決營業部前后臺交叉帶來的風險?等等。
《望新聞周刊》:對于整個中國證券市場,此次事件得到的經驗教訓何在?
朱利:這一兩年接連發生證券公司包括信托公司的破產、清算、關閉、行政接管,應該反思它的問題到底在什么地方?為什么會經常發生這種事情?
值得思考的是,國外的證券公司或投資銀行,有破產有倒閉,但像南方這樣的重量級甚至是行業龍頭的,除了英國巴林銀行外,非常少見。這至少說明我們制度上是有問題的。
首先在于證券公司對自己的定位認識不清,對客戶資金資產沒有按照現代金融業發展規律來管理,內控機制、法人治理、風險控制能力不夠,還有資本和經營范圍、經營深度不匹配,沒有把自己當成金融企業來經營、來管理。這個問題最大。
其次,證券公司自身糾錯能力很差,差什么?就是一旦客觀環境不好,現實的市場又沒有對沖機制,市場漲了日子才好過,市場不漲就不好過,面對風險束手無策。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證券公司作為金融企業融資渠道不暢通。市場低迷情況下,沒有增加收入來源的渠道。比如目前傭金下調了43%,經紀等業務因為市場長期低迷收入下降,贏利的能力大打折扣。這樣一來,證券公司積累的風險不能依靠自身創收進行化解,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
國外的投資銀行,例如美國,在熊市時有暢通的增收渠道,也能對抗隨之而來的問題。不是說它們沒有發生過風險,但和我們的一個重大差別是,它們的風險和收益是對稱的,而我們不對稱。
舉一個例子,現在市場都講價值投資,說基金公司是價值投資的發現者,基金公司去年實現贏利上百億,而證券公司大面積虧損。同樣的證券經營機構,為什么出現這么大的反差?除了基金公司做得好的地方外,要注意到,這些有價值投資的上市公司實際上都是證券公司輔導和承銷包銷上市的。我們現在這個體制,股票今天發行價是1元,當天上市可能就長到2元,增長100%,連續幾個月甚至能長到200%、300%。但是證券公司為這個好企業做了很多工作,有的甚至兩三年,得到的只是3%以內的承銷費,而在國外,證券公司作為包銷商的收入就不僅僅只是承銷費,還包括一部分發行與交易的價差收入。
這里面其實體現的是我們證券行業的分配機制,去年兩者收益出現這樣大的反差說明這個分配機制一定是有問題的。作為整體來講,基金公司和證券公司在國外如果出現分配不協調的現象,它肯定會通過市場機制來自我調節。
目前我們證券公司的融資渠道狹窄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證券公司經營業務范圍還是老三樣。而國外投資銀行很大的一塊收入來自于給客戶融資的利差收入。還有對今后有上市可能或具有增長價值的公司,進行先期的戰略性股權投資,然后通過公司上市以后或者在上市前轉讓給其它的戰略投資者贏取利潤,或者利用兼并和重組進行戰略性股權投資,這些業務都是應對市場的波動性和易變性、保障證券公司取得相對穩定收入的重要收入渠道。
《望新聞周刊》: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從證券市場制度本身上尋找答案,我們還是不能根本上解決問題?
朱利:肯定是這樣。防范風險一方面是觀念上的,是制度上的。但同時也要賦予證券公司一種物質上的基礎,這同樣是化解風險的重要條件和前提。一定要對證券公司適當開放搞活。
既然是證券公司,國家允許它出生,就要確確實實按照證券公司的規律去經營。而這種規律,其一它本身就是金融企業,而過去證券公司沒有把自己當成金融企業去管理;其二風險和資本要匹配,不能超越自己所能夠控制風險的資本實力范圍;其三證券公司它本身就是要在證券業務領域中取得收入,證券業務領域中的一些做法也要按照市場規律去做,不能使它所承擔的風險與其增加收入的領域范圍不對稱。不能讓它只是靠“天”吃飯,等到出了問題又難以靠自身去化解。
可喜的是,1月6日,證券業協會召開證券公司座談會,大家一致認為在新形勢下,證券市場主管部門要在一些業務范圍和渠道上開放搞活,促進一些證券公司做強做大。(王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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