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內頂尖高手主刀 高盛欲合資海南證券大做投行

　　本報記者 劉鴻雁 劉欣 北京報道

　　遇到方風雷后，高盛多年來組建內地合資券商的夙愿，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時下有關“高盛合資海南證券，方風雷做合資牽頭人”的說法，一直在坊間流傳。這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國內投行業界甚為關注方風雷的個人職業去向。

　　今年9月份方風雷從工商東亞離職，三個月后，就有了“高盛合資海南證券，方案已經正式報送中國證監會”的說法。作為此次高盛合資的牽頭人，方風雷的能力和高效，再次被印證得淋漓盡致。不過在接受本報駐香港記者的采訪時，方風雷對是否參與高盛合資海南證券事宜，未作明確表態。

　　“高盛合資海南證券的方案確實已經報送證監會，該方案正在審批過程中。”近日，證監會一位官員向記者表示。據了解，目前方案還需要部分修改，但總體通過的可能性很大。

　　據了解，高盛合資海南證券的方案大體設計為三三制，股東方包括高盛、海南證券原大股東和未來海南證券的管理層。

　　合資證券公司國內已有兩例，業界對此次合資方案最為關心的，當屬“管理層持股”問題。

　　“有關管理層持股的股權設計，是高盛合資海南證券的一大創新，證監會對此的態度是支持的。”上述證監會官員說。

　　海南證券重生之難

　　歷史遺留的信托資產、國債回購糾紛和挪用保證金，是海南證券重組需要邁過的三道坎。

　　從2000年開始，海南證券即已到了“已經無任何財產可以被執行，資產已經基本被法院凍結”的狀況。欠債原因主要是當年將大量的國債回購款用于房地產開發等項目而無法收回，所欠國債回購款的總額已達數億元。而挪用保證金3.5億的這筆巨額缺口，更是讓海南證券錯過了一次次重組機會。

　　證監會2000年7月17日第169號文“關于海南省五家信托投資公司所屬證券營業部實施托管問題的批復”中，提出“由海南省證券公司對停業整頓的海南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海口市信托投資公司、海南賽格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海南華銀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和三亞信托投資公司所屬證券營業部實施托管。”

　　海南證券的重組問題，證監會在文件中給出的具體意見是，“請你省解決海南省證券公司自身的債務問題，并在此基礎上，組織其與上述5家信托投資公司剝離出來的證券營業部進行重組，新組建一家證券公司。”很明顯，證監會的初衷是盤活海南證券。

　　“海南證券應該說合資成功率較大。它與美林合資宏源證券失敗最大的區別是，宏源證券是上市公司，一舉一動都必須公告，信息的公開不利于合資談判的進行。而海南證券資產狀況很不理想，原股東方更愿意將股權迅速脫手。”北京的一家證券公司自營部門負責人對記者說道。

　　但他同時認為，解決海南證券原有的債務問題需要合資方做出巨大的努力，高盛支付如此高昂的代價，可見其進入中國市場的迫切性。

　　“方風雷式”的合資故事

　　今年52歲的方風雷，在中國投行業的含金量是無可比擬的。1993年以來，方風雷先后任職中金、中銀、工商東亞，一路風塵，貫穿了中國投資銀行的發展史。離開中銀后，方曾到哈佛做過兩個月的訪問學者。此次從工商東亞出來后，方風雷似乎更為低調了。

　　很明顯，高盛看中的是方在國內投資銀行界的號召力，及其人脈資源，這有利于最快速度地解決合資海南證券談判問題。而就方的能力來講，業界盛傳方風雷極有可能帶隊進駐合資后的海南證券，也是合乎邏輯的。

　　方與高盛的淵源一直可以追溯到1994年。當年11月，方風雷參與中金公司籌備工作，在摩根士丹利(大摩)之前，方曾代表建行力邀高盛合組中金，但意在獨資的高盛卻拒絕了，將唾手可得的機會拱手讓于大摩。

　　其后兩年時間里，中金公司與方風雷本人全身投入到第一單承銷業務——中國電信(香港)上市，中金公司擔任其聯席全球協調人、簿記管理人、主承銷商以及保薦人，高盛(亞洲)擔任聯席承銷商。

　　錯過了第一次合資機會，眼看中金近幾年在國內投行業務中呼風喚雨的霸主地位，高盛改變了原本組建獨資投行的戰略。

　　根據彭博社一項預測，未來10年中國公司海外上市總籌資額將高達500億美元。而高盛今年早些時候剛發生了一場人事變動，其證券資本部門的一些資深員工轉投競爭對手瑞銀華寶和J.P.摩根。

　　高盛遂重組了其中國投行業務部門，如原高盛經濟學家胡祖六就部分參與了中國投行實務。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高盛前聯合董事會主席John Thorton，離職后到了清華任教。

　　此次海南證券的中選，則與方風雷的人脈有極大的關系。

　　方風雷的才干最早為時任建行行長的王岐山所發掘的。在參與中金公司的合資工作后，1995年，方風雷出任中金公司副總裁。

　　今年下半年以來，市場又有高盛可能合資北京證券的說法。這從另一個側面，再次印證了方風雷人脈上的獨特資源。

　　有意思的是，海南證券股東方面的劣勢，在合資上卻又體現出了它的優勢。

　　事實上，早兩年，就有政府高層曾對想進入中國的外資投行開出條件：可以和國內的證券公司或信托公司合資，但要對證券公司和信托公司的壞賬做妥善處理。

　　而選擇海南證券合資，解決合資前的一系列壞帳問題所支付的高昂代價，則是高盛進入中國證券市場必由之路。

　　大投行逐鹿中原

　　去年國內新股上市籌資額為78億美元，面對高達1.3萬億美元的國內居民儲蓄，這個市場想象空間顯然很大。

　　就在去年，中金和摩根士丹利合組的承銷團，成功安排中國電信上市，籌資15億美元。隨后，它們又取得了安排人保財險上市的資格，籌資額約54億港元。

　　去年中金和摩根士丹利還擬安排廣東電力在香港上市，計劃籌資10億美元，但最終因為國內電力市場重組事宜擱置。

　　與此相對照，今年高盛還未能安排一家中國公司赴海外上市。不久前北京一家地產公司soho，取消了香港上市計劃，高盛正是承銷商之一。

　　根據彭博社的資料，中金去年為國內公司海外上市一共承銷了28億美元的股票，高盛無疑急欲從中分得一塊。

　　制度創新

　　有業內人士指出，高盛此番合資海南證券，除了解決壞帳問題外還有另一個難題，就是有關合資公司的業務范圍問題。

　　合資前的海南證券注冊資本金1億元，開展業務主要是經紀業務。

　　而高盛關心的顯然不是它目前從事的經紀業務，而是在買到進入中國市場這張牌照后，通過增資擴股、進而申請獲得投行業務。

　　根據2002年7月實施的《外資參股證券公司設立規則》，外資參股證券公司應當符合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注冊資本符合《證券法》關于綜合類證券公司注冊資本的規定。

　　同時，根據《規則》規定，證券公司應當向中國證監會提出業務范圍的申請。從事股票主承銷業務的，應當按照中國證監會關于證券公司股票主承銷資格管理的規定，取得股票主承銷業務資格。

　　而《證券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關于綜合類證券公司必須具備下列條件：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為人民幣5億元。

　　根據上述法律法規，高盛合資海南證券，第一條就是要完成增資擴股達到5個億的基本線。

　　“這將是國內第一家通過增資擴股形式完成合資的證券公司。”國內一位投行人士評價道。

　　不過，眾多國內投行人士如此關注此次合資方案，最關鍵一點，還在于合資方案首次提出了“管理層持股”的股權設計。

　　“管理層持股對國內投行業來說，應當是有積極意義的。在市場不發達的國家，通過管理層技術持股的形式，也就是合伙制的形式組建證券公司，有利于激勵機制的建立，以及促進行業誠信建設。”有業內人士評價說。高盛的發展歷程也表明：在一個尚未發展成熟，而券商數量眾多的市場中，實行合伙制投行是最現實的做法。它將在很大程度上激發投行資深人士開拓業務并推出創新模式的興趣。

　　2002年9月工行從工商東亞前任總裁李國榮手中，買進其持有的工商東亞15%股權之前，工商東亞本身也是一個管理層持股的投行。此事正好發生在方風雷在任期間。

　　方風雷是否因此而受啟發，或者是高盛沿用了自己在美國的發展經驗，目前還無從得知。

　　當然，合資一旦成功，海南證券也并不意味著從此就一帆風順。在國內投行業務競爭日趨激烈的今天，中金、中銀，再加上工商東亞，高盛進入中國市場到底能分得幾勺羹，還有待時間檢驗。

　　附：方風雷其人其事

　　上世紀90年代初，方風雷從河南省經貿委南下任職于海南銀泰科貿公司，該公司隸屬建行。

　　1993年，建行決定與摩根士丹利合資組建中金公司，方風雷北上。

　　1994年11月，方風雷參與中金公司籌備工作。

　　1995年6月25日，方風雷出任中金公司副總裁。　

　　1997年10月，中國電信(香港)在紐約和香港成功上市，中金公司開始被同行關注。方風雷也名氣大振。此后，在中金主持的中國聯通、中石油、中石化等一系列大型國企海外上市運作中，方均為主要推動力量，被業內譽為“dealmaker”。

　　2000年春，方風雷離開中金公司前往中銀國際。中金公司的前副總經理、投資銀行部副總裁、投資銀行部副總經理沈輝、陳凡、章星等與其同行。

　　在中銀國際，方風雷隨即接下了第一筆大單，即盈動對香港電訊的收購。在安排盈動收購所需的銀團貸款時，中國銀行承諾的包銷貸款額高達40億美元。

　　2002年初，方風雷離職，原在雷曼的李山接任中銀國際CEO。離開中銀后，方風雷曾到哈佛做過兩個月的訪問學者。

　　2002年3月，方風雷前往香港與工商東亞接觸。

　　2003年8月，方風雷被傳離職工商東亞，并于不久后參與高盛洽談合資海南證券事宜。(馬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