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長神秘失蹤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私營企業控股股東“一股獨大”的現象

　　本報記者齊馨

　　又有一位上市公司老總神秘地“人間蒸發”。11月初，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600090)公告稱，其董事長艾克拉木·艾沙由夫失蹤，身后留下十余億未披露的擔保黑洞。

　　實際上，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類似版本的老總出逃事件層出不窮——誠成文化(奧元發展)董事長劉波、ST南華董事長何竟棠、健特國際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李海峰……都扔下一堆財務問題后“人間蒸發”。

　　首都經貿大學公司研究中心主任、股份制及公司問題專家劉紀鵬教授對《財經時報》指出，這些董事長神秘失蹤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私營企業控股股東“一股獨大”的現象，這說明民營上市公司“一股獨大”比國有公司“一股獨大”更為可怕。而解決的辦法首先是要從股權結構上堵住漏洞；其次是要盡快推行終級出資人制度，打破私人企業和自然人利用公司控股的層層障眼法。

　　《財經時報》：董事長出逃事件近期極為頻繁，可以說屢見不鮮，你認為這是否也是證券市場的“中國特色”？

　　劉紀鵬：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已有六七個上市公司老總神秘蒸發，這個現象必須引起我們的關注。透過現象看本質，上市公司的老總神秘外逃，在資本市場發展的初級階段，這是以股權方式融資的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現象。

　　這些融資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公眾，貸權融資又不用還，同時由于股東高度分散、多元和流動性，又使得制約機制不到位，形成了明顯的上市公司老總的內部人控制。外部制度的不健全，加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本身的缺陷，導致了上市公司的發起人圈到巨額資金后，由于種種原因，產生了欺騙公眾和外逃的想法。

　　具體來說，一方面從主觀上，有些人一開始就有詐騙動機，不懷好意，圈錢之后挾款外逃，形成詐欺行為，這種現象國外初期也是常見的；另一方面，有些人是客觀上被迫出逃。上市公司進行初期融資后，管理人想要把公司做大的動機是好的，但在經營陷入困境后，走出困境無望，就挾款外逃。我想這應該是上市公司董事長神秘失蹤的主要原因。

　　《財經時報》：為什么最近一兩年內上市公司老總神秘外逃的現象如此之多、如此頻繁，這里有沒有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上的問題？

　　劉紀鵬：這幾年類似的出逃現象遠遠多于前幾年，我認為這里面還有中國上市公司中更為深刻、特殊性的原因。

　　中國上市公司一個普遍特點是“一股獨大”，導致了制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中最重要的機制難以形成�！耙还瑟毚蟆�，從中國股份制公司形成之初就存在，為什么到這幾年這種現象增多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過去的“一股獨大”是國有經濟的“一股獨大”。國有企業因為改制而形成的“一股獨大”，雖然在其內部無法形成有效的制約機制，但是計劃體制在國有企業的約束機制的慣性仍存在。比如在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的上市公司中，其董事長普遍具有黨政干部的身份，上級主管部門就可以從人事任免角度對上市公司董事長產生制約，黨政部門就可以從組織角度對上市國有企業董事長有制約，黨的紀檢部門就可以從紀檢監察角度對上市公司董事長產生制約。另外，國有企業的稽查特派員和外派監事制度也從外部角度對其進行制約，因此盡管國有股在上市國有企業中的“一股獨大”存在很多不利現象，但是對其領導成員的制約還是存在的。

　　近兩年，我們的資本市場開始明顯向民營企業傾斜，包括民營企業已經越來越多地上市，并成為新上市公司的主力。但由于我國現在上市公司制度中的種種問題，民營企業在申請上市上同樣存在“一股獨大”的問題。民營企業的老總“一股獨大”，把持資本和經營生產的控制權，同時又沒有國營企業舊體制對其的約束機制，這就使其成為資本市場上的一個空白點。

　　《財經時報》：如何解決民營上市企業“一股獨大”所帶來的投資風險？

　　劉紀鵬：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這樣的問題，我想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從股權結構上堵住漏洞。在這一時期要尤其避免新上市的民營背景的公司“一股獨大”。首先是要把民營企業申請上市第一大股東股權比例降到20%以下，而近兩年上市的民營企業大多數其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都高達50%以上。這個問題在目前民營企業上市資源十分充足的條件下，理應得到解決。即對已經形成分散股權的民營公司，申請上市時應該得到優先。

　　第二，盡快推行終級出資人制度�，F在一些私人企業和自然人利用控股公司的層層障眼法，使我們在看一個上市公司時，其背后都是公司，看不到最終的終極所有人。從信息披露資料上根本看不到某一家上市公司背后控股背景，這就需要我們引出終極所有人制度。終極所有人制度，能夠使投資者搞清楚上市公司的產權關系，這是有效地建立上市機構的重要手段。

　　第三，從治理結構上看，必須盡快使獨立董事制度到位，盡快建立獨立董事的行業組織。如果獨立董事還是由“一股獨大”的民營企業的大股東委派，那就很難形成制約機制。最近神秘“蒸發”的這幾個上市公司中，獨立董事起了什么作用，需要人們反思。

　　第四，必須看到國外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相當分散。即使是微軟這樣的大公司，比爾·蓋茨持股也只有18%，一般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普遍都不會超過5%。在這種情況下，才有可能形成職業經理人制度。職業經理人制度和上市公司的股東，才能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治理結構。

　　如果公司的老總就是第一大股東，還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和上市公司的總經理，我認為這樣的公司就需要國家的行政管理、司法管理部門對其特別關注，只要它不從制度上改變其機構模式，就是將來發生很多不測因素的誘因。

　　《財經時報》：你認為上市公司老總出逃現象除了對其公司自身股價有影響外，對已經十分低迷的股市又會有什么影響？

　　劉紀鵬：我認為股市的持續走低是另外一個制度的原因，就是股權分裂造成的。股權分裂的問題要求中國必須解決結構性問題，就是“全流通”。中國股市的大盤，已經連續兩年半持續下跌，從2200點跌到現在的1300點，扣除新股的水分，已經到了1000點以下了，1／4的股票已經創歷史新低，這都是一個整體因素。

　　個別上市公司總經理外逃不會帶領整個大盤的下降，所以，主要是歷史性的問題即全流通問題沒有解決，以及在對全流通問題的解決上，投資者對于它的預期目前還看不清楚，產生的迷茫所致。因此必須盡快突破全流通，這個問題一旦解決，中國股市就會走上上升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