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市場基金今日之困表面看來出自不同部門間的利益之爭，實則暴露出境內金融業諸多深層次缺陷

　　葛豐

　　計劃趕不上形勢。短短半個月，多少媒體言之鑿鑿行將問世的貨幣市場基金又經歷了 一場風波。

　　這可真要讓人哭笑不得了。因為就在月初，筆者曾經撰文就貨幣市場基金的前景頗費躊躇地提出過自己的保留意見，其中一筆帶過卻又確實苦無良方的是，“貨幣市場基金大規模發展起來后將會伴隨的銀行資金、股市資金的大轉移，對于這類更具系統性、全局性的風險，我們何以應對？”(詳《貨幣市場基金風險有多大》)

　　其實，這話說得著實吞吞吐吐、語焉不詳，現在看來“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樣的古訓比之時下不少報道實在是要可靠得多。因為迷信白紙黑字的東西，明明疑竇叢生，卻又不敢質疑，繞著彎子旁敲側擊，原本該是絆馬腿，生生搞成了馬后炮。

　　多少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光說不練的老毛病距離中國人終是漸行漸遠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事情豈能輕易善罷甘休，更不用說商業銀行個個身大力不虧，當此危急關頭又頗有同仇敵愾之心，基金公司早先的樂觀反見得有些過于托大。

　　而對于商業銀行振振有辭的說道，明白人自然可以不必當真。充分性不能代替必要性，你有你的優勢固然不假，卻怎見得基金公司就一定做不好。更何況不談自己的苦衷，一味盯著別人的短處，一則不厚道、不實在，二則亦容易被指咸吃蘿卜淡操心。

　　打開天窗說亮話，貨幣市場基金今日之困表面看來出自不同部門間的利益之爭，實則暴露出境內金融業諸多深層次缺陷：

　　首先，巨額儲蓄存款不僅是柄雙刃劍，更要命的是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反復因之陷于循環論證的悖論不能自拔。一方面，巨大的放貸壓力使各類風險繼續保持向銀行體系集中的態勢，另一方面，存量不良資產的化解又必須依靠高額儲蓄為其爭取必要的時間。具體到貨幣市場基金這一問題，原本有專家認為該創新產品將有助于打破上述困局，現在看來這種立足于將來的推導式的承諾在實踐中卻很難壓制商業銀行的反彈情緒。

　　其次，因為種種原因，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這一實踐模式的合理性乃至必要性，至少在現階段及可預見時段內并不存在明顯的可質疑處。這就帶出一個問題，即在這種情況下，對于微觀的、具體的、更多的只是涉及技術層面的創新活動，究竟應該持何種態度？如果說，這個問題并不成之為問題，那么進言之，對于上述創新活動的定義，在實踐中又該如何進行？譬如說對于貨幣市場基金這樣橫跨兩大部門的產品，究竟是定義在先，還是實踐在先？是監管至上，還是效果優先？這些問題看似瑣碎，實則卻關涉金融改革如何深入的大原則。

　　還有，從創新活動一般遵循的客觀規律來說，創新動力、監管保障缺一不可。我們說，中國的銀行改革、金融改革實行也久矣，但不可否認的是，迄今為止整個行業、整個部門依然處于低位盤整而未有實質性進展。這里面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本質、提綱挈領性的抓手究竟有沒有？從國有工商企業的改革歷程來看，一個深刻的教訓是，很多情況下的改革滯后于市場的開放、市場的發展，從而最終被迫進入事倍功半的“攻堅”道路。

　　我們仍以貨幣市場基金為例。金融本是基于現實問題的存在而進行的實踐活動，因此，我們要問，既然貨幣市場基金的市場需求確實存在并無疑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在阻礙金融企業不能有效、及時地滿足這一需求？是動力不足？還是監管過度？吳敬璉教授一再強調制度重于技術，這一論斷落實到貨幣市場基金，是不是應該大而化之、推而廣之，而后又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措施并及早實施？

　　老子認為，天下事“甚易知，甚易行”，問題出在“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而論，但愿因貨幣市場基金而暴露出的諸多矛盾，能有助于相關部門尋得知、行的智慧與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