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的行情興奮了一些人的中樞神經，他們甚至樂觀地認為，中國的期貨業要復蘇了

　　本報記者王媛

　　此刻，陳濤正坐在全國交易量排名第一的期貨經紀公司———深圳“中期”的辦公大樓里，雙眼緊盯著電腦屏幕上的大豆期貨走勢圖。突然，他發現K線圖上的紅線閃動了一下， 方向往上走。

　　他一把抓起桌上手機，按一下重撥鍵。電話那頭是他的大客戶，一家大豆加工企業。一年前，這家企業爽快地將500萬元資金交給他投資大豆期貨。10月的行情賞心悅目，陳濤打了一個漂亮仗：凈賺了200多萬元。

　　此時的行情有如神助。“十一”長假一過，大豆、豆粕、天然橡膠、小麥、銅產品大幅上漲，橡膠和銅每噸上漲高達2000余元，大豆也上漲了500—600元。輿論普遍將行情上漲的理由歸結為全球經濟復蘇、美元貶值以及美國大豆和東南亞地區橡膠減產。

　　此次行情興奮了一些人的中樞神經，他們甚至樂觀地認為，中國的期貨業要復蘇了。不得不承認，與中國期貨業歷史最低谷時期——3年前的1.6萬億元成交金額相比，今年1月到9月創下的6.85萬億元成交金額，這的確值得大書特書一筆。并且還有觀點認為，今年還可能打破歷史最高成交記錄10.05萬億元。

　　期貨業的春天果真來臨了嗎？市場的聲音尚未一致。中國期貨市場的設計人之一、金鵬期貨經紀有限公司董事長常清認為，“真正的春天遠沒有到來”。

　　事實上，期貨市場參與主體少，尤其是機構投資者少的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因此要讓游戲玩下去，期貨交易所被迫頻繁更改游戲規則，這樣又加劇了玩家的風險。

　　雖然監管部門上意難測，但期貨從業人員普遍看好中國期貨業的未來，“它應該成為亞洲商品的定價中心”。

　　目前，市場各方正在敦促棉花、玉米、股票指數、國債、石油等期貨新品種推出，以吸引更多的資金進入期貨市場。

　　但是，期貨市場風波不斷卻是監管層不得不掂量的風險因素。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穩步發展期貨市場，在完善法律組織、切實防范風險的基礎上審慎擴大交易品種。顯然平穩是期貨市場改革的指定動作。

　　“沒有真正的大資金進場”

　　市場人士預測監管部門會在明年上半年就棉花、玉米期貨的上市問題作出決策。但人們更愿意讓這項決策提前到今年來完成。天不遂人愿，鄭州小麥事件和海南天膠風波發生之后，提前的可能性變小了。

　　觀察者認為，市場對新品種的追逐恰恰反映了期貨市場投資主體少、結構不合理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已有12年的期貨市場仍然是游資的天下，與動輒發行100億元的股票市場相比，期貨市場似乎頗受投資者冷落。在期貨約100億的資金規模里，90%來自于個人投資者，只有10%來源于機構投資者。而在全球最大的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這一比例正好相反。

　　1994年、1995年是期貨市場歷史上的火爆時期。商品交易所迅速增加到14家，全國期貨市場成交量一度攀升至10.05萬億元。炒虧了要丟烏紗帽的國有企業領導對期貨并不熱衷，相比之下，社會個人投資者在當時股市火爆的賺錢效應下，大舉進入期貨，并充當了市場主角。

　　1995年之后，因投機過度，期貨市場進入了長達7年的整頓時期。鋼材、食糖、煤炭、粳米、菜籽油、國債等期貨產品被叫停，14家期貨交易所合并為大連、上海、鄭州3家。期貨市場急劇萎縮，2000年進入最低谷，全年成交量僅為1.6萬億元。

　　2001年開始，期貨市場才開始從低谷往上爬升。而這時，市場上活躍的品種只剩下大豆、豆粕、小麥、天然橡膠、銅、鋁。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這些產品走向世界的同時也將產品的生產、加工、貿易拋進了全球價格波動的大潮中。于是，與期貨品種相關的企業逐漸進入期貨市場，通過買進或賣出期貨來鎖定產品利潤，規避現貨價格波動可能帶來的風險。

　　遺憾的是，由于國有企業進入期貨市場受限制———只能進行套期保值，民營企業因投入資金量有限，無法成為市場主力。

　　另外，在農產品整個產業鏈條中，其生產者——農民并沒有參與到期貨市場中，其市場角色被收購糧食的相關部門或加工、貿易企業所取代。而在美國，農戶參與交易的比重約為5%。由于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最早的雛形就是農場主聯合形成的商業組織，因此，農戶一直是CBOT不可忽略的一股力量。

　　于是，除部分投資機構和少量的私募基金以外，充斥市場的是大量的社會個人投資者，通常持有幾十萬、幾百萬左右資金。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真正的大資金進場。”常清說。他眼中的“大資金”起碼是要能與美林、高盛相媲美的、動輒出手數十億資金的投資機構，而在中國期貨市場，通常意義上的大客戶資金持有量不過上千萬元。

　　大玩家少，形成空頭(賣出方)與多頭(買入方)對峙不多。一旦一方形成主力，就容易操縱大盤，出現多逼空(“多頭”逼“空頭”)或空逼多(“空頭”逼“多頭”)的局面，最終導致被逼迫方穿倉——跌破保證金——出局。今年的天膠市場是個典型。據公開信息披露，到3月末為止，上海期貨交易所的整個天膠品種的成交金額、成交量以及持倉量比上年同期增長率上升了5位數。當時金鵬期貨、遼寧匯鑫、深圳中期是多頭的主力戰場，持倉最多時近2萬手，占多頭總持倉量的一半以上。特別是金鵬期貨在6月膠的持倉量曾達到5000到6000手(一手為5噸)，而對應排名第一的空頭只有1000多手。

　　證監會主席助理汪建熙在上海期貨交易所第三次會員大會上毫不客氣的指出，“市場中出現了一些操縱和非理性交易苗頭”。

　　游戲規則的改變者

　　但事實上，一旦多空對峙造成價格波動風險，交易所慣用的手段是：強制平倉。簡單說，就是市場管理當局強行介入，提前宣布部分交易者的交易結束，交易雙方按強制平倉當天的價格平倉出局。

　　蘭生股份就是一例。海南橡膠批發市場突然暫停訂立新的電子交易合同，以蘭生為代表的多方被迫在低位平倉，損失達4億元之巨。

　　交易所為何要改變規則？控制風險是交易所的一貫說法。

　　市場觀察人士認為，根本原因在于市場參與主體少，要讓游戲進行下去，必須提前改變規則。否則，市場難以為繼。

　　常清則認為，這是由交易所的體制問題決定的。因為三大期貨交易所均隸屬于證監會，靠收取會員(期貨經紀公司)費生存。事實上，交易所不僅要管理經紀公司，大戶也在其管理———通過大戶報告制度———范圍之列。因此，為維護各方利益，交易所迫不得已采用行政手段控制價格風險。而在國外，交易所采用會員制，交易所管理會員，會員管理客戶，會員之間形成財產約束，交易所通常只采用追加保證金的方法，而很少甚至不用強制平倉方式。

　　改變游戲規則的直接后果是導致市場信用危機。值得慶幸的是，大連商品交易所在10月行情中躲過了市場的責難，大商所稱是因不可抗力的風險存在，不得已采用控制漲跌幅和強制平倉的辦法，讓大豆和豆粕砍倉盤能在第三個漲停板上強制平倉出局。

　　深圳中期陳濤的客戶持有的5000手大豆和豆粕多頭單正是在此期間全部拋出的，但這兩天，他總是一臉迷惑。他說，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做，吃不準政策怎么變，還是等等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