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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陳君明
10月15日，招商銀行臨時股東大會，上演了一幕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對決的活劇。盡管以基金公司為代表的流通股股東強烈反對，但在占有優勢多數投票權的非流通股股東力挺之下，招行發行100億轉債的議案如期通過。
招行轉債事件向市場參與各方發出了強烈的信號：在尚顯稚嫩的中國證券市場引入“投資者關系”的理念，已是當務之急。盡管招行贏了，贏得幾乎沒有懸念；盡管流通股股東輸了，輸得很有些悲壯，但是，事件遠沒到塵埃落定的時候。且不說流通股股東聲稱將保留以法律手段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權利，即使轉債方案最終實施，已持續相當長時間的流通股股東用腳投票的局面會否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還是個很大的未知數。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事件在公司和投資者之間造成了極大的裂痕，給招行在投資市場上的形象蒙上了一層濃重的陰影。裂痕的彌補比裂痕的形成需要的時間要多得多。
在中國證券市場中，有一些比較重視投資者關系的公司。他們可以按成熟市場的慣例舉辦業績說明會，與投資者交流，或搞一些其它維護市場形象的公關活動。但近段時間以來，一些市場形象不錯的公司在低迷市道下罔顧流通股股東權益推出再融資方案的情況十分突出。這說明，深刻理解投資者關系理念的內涵，把中小股東的利益訴求放在一個公平的地位，不使投資者關系流于形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招行事件把這一課題突出地擺在了市場面前。
公共關系學誕生于1903年的美國。當時，美國社會正面臨嚴重的信任危機：貧富分化嚴重，市場有效需求不足；大企業、大財團等強勢群體漠視公眾利益，瘋狂掠奪財富；假藥、假食品泛濫，經濟欺詐、證券欺詐盛行。這時候，美國媒體掀起了持續十年之久的黑幕揭發運動。在此情況下，杜邦等財團一方面對其他社會階層進行了利益妥協，并引入了公共關系，以協調與消費者和公眾的關系。四、五十年代，隨著美國社會證券大眾化高潮的到來，公眾公司需要面對構成日益復雜的投資群體，投資者關系開始成為公共關系學中一個獨立的分支。公眾公司逐漸形成了這樣的理念：要保持長期穩定的投資者群體保證融資渠道暢通必須與投資者建立互相信任的關系。信任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正視廣大投資群體的利益訴求，二是保持與投資者信息交流的暢通。
中國證券市場建立時間不長，規模發展很快，因此帶有突出的新興市場特征，自然也避免不了市場不成熟所帶來的問題，大股東掏空上市公司以掠奪中小股東財富、內幕交易、虛假陳述、不公正的分紅、不恰當的再融資等現象屢見不鮮。近段時間以來社會上關于證券市場吸引力問題的討論，從一個側面彰顯出我們的市場經過十多年的歷程，正在經歷一波市場信任危機。十多年來，市場經歷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波動周期和各市場主體的博弈過程。市場中人已經認識到，放到這個比較長期的時間維度來看，只有各參與主體利益良性互動的市場才可能是多贏的市場，否則，可能沒有贏家。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僅投資主體需要投資者關系，融資主體更需要投資者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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