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達

　　東方電子證券民事賠償案9月23日在青島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人們關心這起目前國內最大的民事賠償案最終能否作出判決？會不會像其它證券民事賠償一樣因無法界定，被擱置起來？

　　虛假陳述需進一步界定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受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糾紛侵權案有關問題的通知》和《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使投資者看到了管理層保護投資者利益方面是動真格的，但到執行時可又遇到了新的問題。

　　至今為止，雖然已有10多家上市公司因虛假陳述被投資者告上法庭，各地法院受理此案也已達1000多起，但

　　還沒有一起被判決的證券民事賠償案。業內人士對此狀況解釋為雖然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公布了審理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的第一系統司法解釋，但是司法解釋中的有些問題還存在爭議。

　　爭議的焦點集中在虛假陳述內容及其揭露日。以東方電子虛假陳述案為例，其虛假陳述揭露日和虛假陳述的認定成為雙方律師爭議的焦點。

　　原告認為應該選2001年9月14日發表在某媒體上關于“東方電子的財務數據真實嗎？”這一天作為虛假陳述的揭露日，而被告認為2002年4月30日東方電子年報公告之日為虛假陳述揭露日。

　　按照高院的司法解釋，虛假陳述揭露日界定必須具備三個要素：揭露虛假陳述內容；發表于全國性媒體；首次公開揭露日。

　　筆者認為這三點在司法界定時確實需要作進一步的界定，但這不能構成無法界定和判決的理由。從法理來說，可以這樣來界定。第一，對“虛假陳述內容”的界定，這可由中國證監會的職能部門法律部和會計部會同法院共同作出界定；第二，對“全國性媒體”的界定，應是中國證監會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的報紙，如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時報、證券日報，而不是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等其它報刊雜志，也不應是電視臺和網站；第三，對“首次公開揭露日”的界定，應為上市公司、證監會和法律認定的中介以及法院等機構所發布的公告為準，而不應以媒體記者、證券分析師或其它個人名譽的報道為依據。因為這些個人行為隨意性比較大，很難作為法律依據。如7月4日上證報作了“全國社保基金買了亞泰集團”的報道，可時隔20天后有媒體刊發消息，稱“經多方了解后證實介入亞泰集團的并非全國社保基金，而是地方社保基金或年金，日前上證報的報道給投資者造成誤導”，然而8月9日上證報經證實后報道：“在亞泰集團半年報前十名股東名單中，全國社保基金07組合赫然在目，真相已不辨自明”，在這些報道中必有失實的報道，也肯定有投資者按此報道進行投資而受到傷害的。這樣的事例太多，在目前情況下，法律不可能一一作出裁定，這屬于投資者需要自己提高警惕范疇中的事。

　　為了證券市場的規范發展，為了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尊嚴，完全可以作出合法又合理的判決。

　　建立民事賠償實現機制

　　立法到判決，整個證券民事賠償進程只走完了頭兩步。關鍵是要走好第三步———建立證券民事賠償實現機制。一般來說在證券市場虛假陳述案件中被告面臨著的是巨額賠款，很可能出現法院作出判決后仍存在著難于執行的問題。在此類案件中涉及的被告應是案件的責任人，不應是責任人的所在的上市公司、發起人、中介機構、傳媒等單位。如果讓責任人所在單位擔起賠償的責任無疑在保護一部分投資者利益的同時又侵害了另一部分投資人的利益，有失公正。讓責任人賠償雖然是合理的，但在中國，這些責任人財力有限，極大多數只能賠償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將如何處置？如果第三步走不好，那么第一步、第二步的工作也就前功盡棄了，達不到證券民事賠償立法的初衷。

　　為了走好這第三步，必須立法建立賠償機制。一個可行的辦法，建立上市公司風險賠償和激勵基金。該基金具有雙重功能，首先用于支付證券民事賠償款項，余款可用作對規范運行優秀單位的獎勵基金。基金籌集可通過多種渠道來完成：如來自新股發行手續費、上市公司年終分紅的股息稅、證券交易的印花稅和手續費或從各單位的利潤中抽取，或通過為相關單位的高管人員開設經營風險保證金制度來實現。可預期，在基金建立之初，賠償款項支出將遠大于激勵款項，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在責任人付出高昂代價的警示作用下，必然是賠償費支付在遞減，獎勵費會遞增。

　　證券民事賠償走好了，無疑對增加股市的吸引力，推進市場的法制化、規范化建設均具有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