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朱江北京報道

　　一間簡潔明亮的辦公室，一張擺滿各種書籍和資料的辦公桌。2003年9月17日，記者在北京朝內大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再次見到夏斌時，他就任國務院金融研究所所長職務已經將近一年時間。

　　2002年9月，夏斌離開了工作4年的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金融管理司。此時，波瀾壯闊的信托行業整頓的帷幕輕輕落下。

　　崢嶸歲月

　　1998年，夏斌走馬上任央行非銀司司長。當時的非銀司在央行負責信托、債券、典當以及社團基金會等多種金融行業的監管，占央行監管職能的大半壁江山，其地位在央行內部炙手可熱。

　　此時亞洲金融危機剛過，而國內信托行業經過近20年的發展，沉疴積弊逐漸暴露。“上級之所以讓我擔任這個職務，大概是因為我對金融行業比較熟悉吧。”在談及當時的臨危受命，夏斌語氣平和而又謙遜。

　　一位熟悉情況的人士對記者透露，夏斌之所以能夠在關鍵時刻出任非銀司掌門這一要職，主要是因為其在金融證券界有過近20年的歷練，并相繼擔任過有關部門的要職。

　　夏斌198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系，1981年至1984年于著名的北京五道口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院學習。畢業后，夏斌一直在央行工作，其間80年代中期曾經到日本野村證券研修一年。1993年初，夏斌至中國證監會，任交易部主任和發審委委員。

　　當年秋天，夏斌奉命南下，出任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一職。夏斌在深交所工作三年，而這三年時間也是中國證券市場經過了長期的低迷之后，逐漸轉向健康發展的一段時間。

　　從1996年開始，深滬股市擺脫幾年的萎靡不振，走上了長達數年的牛市之路。但夏斌在另外一個崗位上見證了中國證券市場的繁榮歲月。1996年，夏斌再次回到了央行，任政策研究室的負責人，直到擔任非銀司司長。

　　據了解情況的人士透露，當時央行高層對夏斌主持非銀司的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為信托行業雖然經過數次整頓，但痼疾仍在，儼然成了國內金融行業的毒瘤，到了非整治不可的程度。

　　信托整肅風暴

　　出人意料的是，夏斌新官上任，首先的三把火，不是從外部燒起，而是“攘外必先安內”。

　　央行的非銀司在證券業務的監管職能剝離到中國證監會后，當時仍然擔負著眾多行業的監管職能。“職能過多，工作不太好做，而且由于關系沒有理順，很多東西根本就不屬于央行監管范圍之內。”夏斌對記者說。

　　有鑒于此，經過一系列的協調和整頓，彩票被剝離到財政部，債券剝離到原國家計委，典當業務剝離到原國家經貿委，社團基金會被移交到國家民政部。

　　經過“瘦身”以后，非銀司的監管職能鎖定在信托、財務公司和租賃公司等范圍內。

　　但夏斌的改革之舉，在央行內部似乎“吃力不討好”。據悉，當時有人給央行主要領導人提意見、寫信反映問題。夏斌告訴記者，他當時為此向央行的主要負責人作了長篇匯報，得到了高層的理解和支持。他認為，當時之所以有人反對改革，主要原因還是囿于部門的局部利益，手中的權力小了，審批的范圍小了，當然說話的分量就輕了。

　　“但央行的工作不是光批條子就行了，還要懂得去看財務報表，研究問題，而交出去的恰恰不屬于央行的監管職能。”夏斌說。

　　內部初定之后，信托整頓的重頭戲正式登場。

　　據夏斌回憶，從當時的形勢來看，信托行業的進一步整頓是必然的，但信托行業是金融鏈條中的一環，是連鎖行業，不能隨意“消滅”或者“憋死”。因此，在整頓初期，采取了低調和穩妥的方式，避免引起社會震動。

　　當時關閉黑龍江信托時，只在當地媒體做了簡短的公告，而關閉廣西信托時，也是在南寧的報紙上稍做披露。直至廣東國際信托宣告關閉，才在全國性媒體做了披露，從而在國內外引起了轟動。“廣信因為資產數量龐大，而且歷年積累的外債較多，所以我們才做了公開披露。”夏斌解釋。

　　據夏斌回憶，當時廣信關閉時，是他親自帶著幾個人到廣州廣信總部宣布的。宣布完畢，整個現場鴉雀無聲，稍后很多人潸然淚下，泣不成聲。沉重的氣氛使包括夏斌在內的央行人員再次感到了信托行業整頓之路的艱辛和艱巨。

　　其實，在此之前，一批在國內有影響的信托公司因為問題暴露已被關閉，其中包括一度聲名顯赫的中國農村發展信托、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光大信托等。至廣東國際信托關閉之時，國內信托行業的整頓的大體框架已經形成，全面整頓風暴不久就要來臨。

　　小數點不能向左移

　　國內信托行業此前雖然經過四次大的手術，但總體效果并不明顯，信托行業長期滯留的問題并沒有完全根除，當時信托行業狀況令夏斌深感憂慮。

　　他認為，從當時情況來看，一是長期以來業務定位不明，二是風險積聚相當嚴重。一些信托公司管理混亂，內控機制不健全，加之政策干預嚴重，監管乏力，許多公司短期資金長期運用，盲目投資，以至于發生支付困難，少數公司甚至出現巨額虧損和嚴重資不抵債，被關閉和破產實屬防范金融風險的不得已之舉。

　　而更為嚴重的是，當時世界經濟衰退、金融局勢動蕩不安，對國內信托行業多年積聚的問題如果不能處理或者處理不好，有可能引發國內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區域風險，甚至引發社會問題。

　　回顧那段歷史，夏斌雖然只用“有經驗，有教訓”六字加以總結，但從他的講述中，記者仍然感到在信托整頓波詭云譎背后的暗流涌動。

　　當時有一種觀點認為，信托行業已經無可救藥，整體關閉才能徹底化解風險。

　　對此，夏斌認為，信托行業產生的問題，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果整個信托行業6464億元資產全部關閉，可能將引起金融機構之間的連鎖反應。“這是我當時始終堅持的一個觀點，信托行業的6000多億資產是國家的，不是我個人的。”夏斌當時對央行負責人當面陳詞時如是說。

　　當時信托整頓主要是央行與地方政府和中央各部門之間的博弈，在這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現在回想起來，夏斌感慨頗多。據他透露，在保留幾家、誰要保留方面，當時爭執激烈，甚至在關閉廣東國投一事上，當時內部分歧也是較大。

　　關閉一家信托公司容易，但善后處理千頭萬緒、紛繁而龐雜，實際上夏斌和他的非銀司很大一部分時間都花在這方面，應付討債人的“糾纏”又似乎成為其中的重中之重。

　　夏斌向記者透露，他所接待的人物包括國外機構負責人，國內各省要員，甚至中央部長級別的人物。

　　有一位部級負責人曾親自到非銀司，說要找夏斌匯報工作。夏斌說，“我應該向您匯報工作”。隨后夏斌從國內金融行業的發展，講到信托行業的現狀，再講到信托整頓的方針以及債務償還的政策，可謂苦口婆心。

　　“總之，信托公司的債務，要歷史問題歷史地解決，不能由政府來償還，否則老百姓財富的小數點就要向左移。”夏斌堅定地說。

　　風暴已經過去，信托行業的整頓也已漸趨平息，但夏斌關注信托業的目光并沒有就此收回。“在政策和環境日益澄明的今天，希望新一代信托公司能夠恪守法規，規范經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