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汪濤上海報道
時近中秋，萬家團聚，而對于華安基金來說，卻“十分好月，不照人圓”，注定歷時兩年的動蕩仍將繼續下去。
9月8日，證監會駁回華安基金股權轉讓方案，這已是2003年華安基金股權轉讓第二次
被證監會否決。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華安基金監察部總監馮穎坦承，公司股權“將發生巨大變動”。
而此前華安后院起火，從6月開始華安發生基金經理集體出走事件，安信、安久基金經理李玲，安瑞、安久基金經理李匆，華安創新基金經理劉耀軍，華安180指數基金經理殷覓智(英國國籍)先后“掛印封金”棄華安而去。
自1998年成立至2002年上半年，“波段操作、積極介入、精選個股、長期持有”的投資理念，使華安執市場之牛耳達4年之久，東方電子000682.SZ、環保股份000730.SZ、綜藝股份(600770.SH)、海欣股份600851.SH等昔日明星股與華安相伴相生，相得益彰。而隨著東方電子東窗事發，環保股份的光環褪去，網絡股降溫，華安重倉股及其投資理念也被看為證券市場的笑柄。進入2002年下半年，華安趨向沒落。
也許是巧合，從那時起，五家股東紛紛陷入股權轉讓迷局，申銀萬國(20%)、東方證券(20%)、天同證券(20%)、浙江證券(10%，現更名為方正證券)均有意轉讓持有的股權，持有30%股權的上國投也必須退出控股地位。
至今80%股權易主仍懸而未決，在目前上海仍舊高溫的季節里，華安基金感受到的是刺骨的寒冷。
合資生隙
華安基金1998年成立，當時的股東為上國投、申萬以及天同證券三家。2000年7月，華安增資擴股，注冊資本由5000萬增至1.5億，浙江證券和東方證券借機而入。
基金安信是華安的一面旗幟，截至2001年12月，資產凈值增長117.88%，4年累計分紅1.167元，是當時凈值最高、分紅最多的基金。
但變化卻從華安最為光芒四射的時候開始。
2001年，以1500萬入股剛滿一年的浙江證券東窗事發，由于涉嫌為客戶融資買入證券、挪用客戶交易結算資金、操縱“錢江生化”股票價格等問題，被證監會稽查，同年12月證監會宣布對浙江證券罰款5億元，并勒令其轉讓持有的華安基金10%股權。凳子尚未坐暖的浙江證券面臨轉讓華安基金股權的困境，摩根大通旗下的摩根富林明為其接盤則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2001年8月，摩根大通力助華安推出中國第一只開放式基金——華安創新，2001年底，華安基金與摩根富林明成立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聯合工作小組，華安成立合資基金管理公司被業內炒得火爆。摩根受讓浙江證券股權入情入理，而即使按照老股東優先的原則，當時的一種說法是，浙江證券的股權將由剩余四家股東平分，浙江證券的股權找到下家再容易不過。
但事情往往不如想象的那么簡單，正是合資談判將華安股東之間的沖突充分暴露。
“按照規定，摩根可受讓股權最多為33%，當時除了浙江證券必須轉讓外，包括申萬、東方證券、天同證券都希望轉讓股權。”華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董事稱，“當時三家股權合計為60%，需要協調立場。”
摩根的高層人士包括怡富董事長皮克瑞和許立慶均對華安復雜的股權結構頗有微詞。許立慶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解釋，雙方在2002年年底中止談判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華安基金管理公司有好幾家股東，在許多問題上往往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但東方證券一位高層人士對此予以否認。“這只是摩根的一個借口而已，”該人士表示，“和摩根談判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價格。”按照6元／股的售價估算，摩根受讓華安33%股權需要花去3億的真金白銀。
“除了浙江證券，都是委托給上國投去談，根本不存在股東利益難以協調的問題，”東方證券這位人士顯得有些激動，“主要原因是基金公司設立相對容易了，摩根不愿意出價過高。”
現在無需考證各方真偽，事實擺在面前，由于各種可知和未知的因素，2003年2月27日，華安、摩根雙方同時宣布合資失敗，華安與摩根合資的明星之旅以失敗終結。合資失敗雖預示著浙江證券的華安股權轉讓給摩根大通計劃胎死腹中，但華安基金股權大變局卻成了不可逆轉的暗流。
“3月方案”
緊接而來的3月，華安基金召開董事會及股東大會，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討論股權轉讓方案。
一位參會人士披露，根據議案天同證券將20%的股權悉數轉讓給上國投，東方證券則將20%的股權轉讓給江南證券，會議上浙江證券的股權沒有提出轉讓，這一方案被審議通過并隨即上報證監會。
江南證券方面證實了這一消息，承認曾和東方證券董事長肖時慶達成一致，以每股5元多的價格受讓，總價款超過1.5億。這樁買賣在當時被一致看好。
東方證券參股了長城和華安兩家基金公司，而東方證券正在籌備發起設立贏達基金，出于證監會“1＋1”的規定限制，轉讓一家股權在所難免，東方證券選擇出售華安基金股權做的是“二選一”的游戲。
在解釋為何出售華安而不是長城時，東方證券內部人士說得很直接，滿足“1＋1”是一方面，另外，通過轉讓股權獲利是業內普遍的做法，證券公司這兩年的業績都不是很理想，華安的股權價格要高一些。
如果轉讓成功，東方證券可以說是凈賺1.5億元。2000年入主至今，東方證券通過分紅已經收回當年的3000萬投資。
“江南證券前幾年很猛，”中融基金人士透露，“其大股東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深圳公司(所謂‘中航系’)。”
一位接觸過江南證券的人士透露，江南證券的目標是逐漸成為華安的第一大股東。
如果江南證券能夠入主華安不僅對江南證券乃至“中航系”的版圖是一個質的跨越，對于已入危局的華安而言，“中航系”也許會帶來全新管理層的投資理念，幫助華安走出困境，因此除上國投外的華安股東及投資者均對其充滿期待。
東方證券為自己轉讓華安股權找到了“充分”的理由和理想的下家。但對于其他兩家欲轉讓股權的股東來說，情況略有不同。
在與巴黎資產管理獲得合資基金公司籌建批文之后，申銀萬國資產管理部的人士表示準備出售華安股權。知情人士說，申萬曾希望把華安股權以5.5元／股轉讓給上國投。
在解釋轉讓原因時，天同證券一位老總直陳上國投的獨斷專行，“上海市政府希望上國投能夠取得絕對的話語權，但上國投獨斷的作風讓股東很難接受。”
不管原因如何，對于華安股東來說，“3月方案”也許是理想的結果，但遺憾的是，該方案被證明是廢紙一張。
上海證券現身
2003年3月，上國投和摩根大通召開聯合新聞發布會，宣布成立合資基金公司。按照雙方簽定的協議，上國投占67%，摩根占33%。由于又與“1＋1”原則相悖，上國投不僅不能受讓天同證券所持股權，還必須轉讓華安基金股權。
至此，“3月方案”流產。
“3月方案”被否不僅使“中航系”夢斷華安，東方證券、申銀萬國、天同證券股權轉讓計劃破產，為了合資公司能夠盡快獲得籌建批文，就連上國投除了找到合適的下家也別無選擇。
但上國投還是撥刀了，不過出刀很快，只留下刀影。
據悉，浙江證券在2003年4月將10%股權轉讓給上國投，而上國投很快就將浙江證券10%和自身10%股權轉讓給上海另一家民營企業上海沸點投資。上海沸點投資是上海福禧投資控股的子公司，由福布斯富豪張榮坤擔任董事局主席。
就這樣，上國投持有華安的股權變為20%，同其他股東別無二致。天治基金人士稱，華安管理著100多億資產，對于以提取管理費為生的基金公司來說，這是最大的財富，上國投肯定希望能夠繼續掌握公司，其中的變數在天同欲轉讓的股權上。
于是上國投把籌碼押在了上海證券一邊。
“在華安基金公司，上海證券原來也經常參與管理。”華安基金的一位股東代表稱，“上海證券和上國投本來就是一家。”
上海證券由原上海財政證券和上國投證券部聯合組建，注冊資本15億，其中上國投出資5億，上海國際集團出資10億組建，事實上上海國際集團同時又是上國投的控股股東。
股東各方對上國投和上海證券的纏雜不清表示反感：“我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國投和申銀萬國的關系同樣模糊不清，上國投的控股股東上海國際集團同時參股了申銀萬國，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聯。
于是華安基金股權轉讓方案再次胎動。
天同證券董事會秘書透露，上海證券隨即與天同證券協商，以5.5元／股的價格受讓20%股權。
種種方法已經想盡，華安基金新股權轉讓方案要獲得通過，只能寄希望于證監會批準了。
一位業內人士在評價上海證券浮出水面時曾表示，證監會否決“3月方案”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看到上國投在華安的股權過于集中，這次上海證券介入，事實上上國投的股權比例仍是進一步放大，證監會通過的可能性很小。
9月8日，天同證券高層告訴記者，上海證券受讓方案再次遭到否決，華安基金股權迷局依舊前途未卜。但華安股東的“堅韌”超乎想象。
股權糾葛迷局與華安的沒落
8月底，上國投副總經理傅帆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新的股權方案完成之后，華安基金的股權將變成一個均股的形勢，即5家股東各占20%。
傅帆表示，申萬的買家也在敲定之中，但對接盤方的具體名字他不愿透露，只是稱接盤的是新股東，而且是上海券商。
東方證券一位高層稱，股權轉讓給江南證券一事基本擱淺，東方證券正在積極尋找新的買家。
天同證券老總則干脆表示，華安基金股權陷入非常混亂的局面，連他本人也搞不清楚具體情況。但該老總表示，有關各方將在9月11日前后簽定股權協議，到時應該會有一個定論。
雖然到目前為止，華安——中國基金業曾經的“一哥”——股東股權轉讓的故事仍未結束，也許更為精彩樂章還在后頭，但股權轉讓糾葛中的華安正在將自己頭上的光環一層層剝去。
安信的表現足可以說明問題，2002年，根據銀河證券基金研究杜書明博士統計，該基金凈值排名竟滑落至35位。
2003年，華安基金延續了去年的低迷。華安創新基金中報坦承，由于年初行業配置上不夠積極主動，造成之后調整成本過高。基金安瑞更是向投資者道歉，上半年凈值增長率僅1.3%，大大落后于大盤9.36%的漲幅，也落后于同行。
長城證券的于小梅認為，基金市場的分化日趨明顯，在博時、華夏和南方基本奠定第一軍團地位之后，華安若仍無法迅速解決股權問題，則只能混跡二流基金公司之列。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回頭看來，華安的沒落與華安的股權轉讓迷局，似乎與某些上市公司的起落沉浮有著驚人的相似卻存在很大不同。上市公司有因沒落而股權更迭的，也有因為股權更迭而走向沒落的。華安不同的是股權轉讓與沒落幾乎在同時，沒有明顯的時間界限。正因為這樣，這兩者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就顯得更為微妙。
于小梅認為，在我國基金公司中，重大投資決策大多需要通過包括總經理等高層在內的決策委員會，基金經理的作用還很難單獨發揮，在這種情況下，股東層面的不穩定因素肯定將影響基金經理的投資，當年鵬華因為高層調整，而與6·２4行情擦肩而過就是例證。華安在市場中的地位已經大不如前，凈值增長率低、無效倉位重，與其股權結構有一定的關系。
中融基金人士也認為：“他們的操作方法類似于坐莊，像海欣股份等從走勢來看是明顯的莊股，進入2002年后，市場投資理念發生變化，莊股已經不再受到市場追捧。”
他表示，“對于華安這種操作模式來講，股權的變化影響很大，莊家一般和基金公司股東關系十分密切，如果基金公司股權結構動蕩，莊家自然敬而遠之。”
海富通基金一位人士認為，當業績優秀的時候，股東之間的矛盾被掩蓋，一旦業績滑坡，各種問題徹底暴露，股東作鳥獸散也就在所難免。而基金經理的集體出走帶給投資者的損失更為直接，基金公司最大的資源就是基金經理，他們對公司的操作風格、股票股性外人無法替代，四名基金經理的離去給華安的打擊是致命的。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此時華安的孤獨，想必不是“山臨絕頂”后的落寞，而更應該是從半山腰摔下的無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