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雜談

　　中國股市如果有規律可言的話，那么周期性發生的所謂大討論就是一種不可忽略的現象。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水皮在新近出版的《博傻》一書中專有一個章節，題目就是“大辯論為什么總沒完”。“市場只要有交易，就有走向，就有股評家作出不同的判斷，除了走勢向右發展這一點是永遠正確的之外，任何神仙大帝的預測都只可能有50%的正確，這樣辯論就不可避免”。當然，水皮在這里闡述的只是一般規律，事實上，圍繞中國股市的任何一次辯論意義都遠遠超出指數的范疇，涉及的實際上都是大是大非問題。

　　比如，1995年有過由吳敬璉先生發起的“尋求股市大智慧”的討論，2001年有過五名學者聯手質疑吳敬璉先生“賭場論”的大討論，2002年有過國有股減持方案的全民大討論，2003年，也就是現在討論的話題是中國股市是不是已經邊緣化了。

　　這些討論也好、辯論也好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

　　首先，大多數發生在行情低迷的時分。

　　其次，討論的是些永遠沒有結論的話題。

　　再者，嚴格的講都是一些偽話題。因此，但凡這種討論，“每一次都是眾口難調，每一次都是真理越辯越糊涂，每一次討論的下場都是不了了之，每一次討論后大家的思想不是統一了，而是更分化了。于是，每一次討論都為后一次討論留下伏筆，在不斷的討論中，中國股市開始跳起‘秧歌舞’，指數也開始由終點回到起點。”

　　中國股市是不是邊緣化了，這個話題是由《上海證券報》發表孫成鋼“股市為什么缺乏吸引力”引起的。孫成鋼是山東神光咨詢的老板，并不是一個普通的散戶，確切的講是吃股評這口飯的，股市低迷，做股評的日子也難過，引發孫成鋼的思考也就理所當然，孫成鋼的這些思考正好給自己撰寫有關中國股市缺陷研究的博士論文提供了素材，也正好和證券報的編輯記者產生共鳴。更為巧合的是，就在這封“讀者來信”發表的前后，7月份，滬深股市開戶人數出現負增長的消息引起了市場人士方方面面的關注，直接融資比例下降、新股難以發行的消息也開始見報，被寄予厚望又最終悄無聲息的券商座談會也就那么回事，因此得到市場的反應也就很正常。

　　那么中國股市是不是就邊緣化了呢？是不是因為尚福林當主席“無為而治”就成了弱勢主席了呢？是不是因為央行行長周小川頻頻露鏡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了呢？是不是新成立的銀監會集中出臺的強硬監管措施就搶了資本市場的戲份了呢？

　　答案似是而非。

　　水皮在尚福林主席履新之際發表“尚福林只需無為而治”一文時就提出“中國股市不缺思想家，中國股市不缺空談家，中國股市更不缺政治家，中國股市缺的是腳踏在全體投資者中間、嘴對著決策者的實干家，具有強烈平民意識的實干家”。中國股市連續這么長時間的低迷和過去兩年我們片面強調“國際化”和“市場化”，和我們市場政出多門法無定則有關，和我們朝令夕改缺少誠信有關，這個時候低調的務實的尚福林出任證監會主席是這個市場的需要，也是全體股民的福音。可惜的是，我們是如此的不習慣。

　　我們都知道美聯儲的主席是格林斯潘，但我們知道美國證監會的主席是誰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市場證監會主席成為焦點人物，不是這個市場成了社會焦點、出了大問題還會是什么呢？2001年的時候，朱镕基在兩會記者招待會上回答的問題有一半和證券市場有關，此后的市場表現已經擺在了我們的面前。證監會主席成為強勢人物只能說明這個市場的監管存在重大缺陷，我們還期望出現這樣的局面嗎？

　　中國股市會不會被邊緣化呢？

　　不會。

　　目前，滬深兩市的市值占GDP不到40%，和發達國家股市市值是GDP的幾倍相比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直接融資在中國僅僅是起步階段，這些都決定了所謂的邊緣化只是杞人憂天的事。

　　出現這種擔憂和我們對于市場的誤識有很大的關系，比如投資者的贏利模式和比例，股市究竟是負零合游戲還是正零合游戲。這個話題這里暫不展開。我們在這里只指出一點，導致我們出現這種擔憂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恰恰在于我們的急功近利和政策依賴癥。盡管我們說政策市是多么的不正常，是多么的違反市場規律。但是，一旦市場低迷了，我們卻對政策的刺激充滿了期待，畢竟像“5·19”那樣的行情只有政策才能導演，政策才能決定股市的生命，一旦政策真空了，我們便茫然不知所措，就懷疑我們是不是已經成為被政策遺忘的角落。

　　這不是偽話題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