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行業生存發展的整體和長遠利益計，中國券商當前最需要的是真正市場化的對待，是證券業本身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

　　胡舒立/文

　　中國證監會8月12日在北京召集130家券商開會，一度被視為中國證券市場的大事。然 而會議召開，券商們頓覺與期望差之甚遠，于是一派怨艾。尚福林主席“發展中規范，規范不會犧牲發展”的說法，券商發債指日可待的“利好消息”，遠不足以安撫低落卻又狂躁的末世情懷。

　　視此情境，便需要考慮中國券商當前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有一種看法是強調安撫再安撫，要給券商們一些立竿見影的甜頭，例如立即拿出措施暫緩實行央行五號令，立即開通融資渠道，等等。否則，“監管部門與券商簡直沒法對話了”。而我們覺得，為行業生存發展的整體和長遠利益計，中國券商當前最需要的是真正市場化的對待，是證券業本身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

　　雖然經歷了逾10年的超常規成長，證券市場在逐步規范，中國浩浩蕩蕩的國有券商隊伍在總體上更像是需要連哄帶管的“孩子”。頗有約束力的《證券公司治理結構準則》、《證券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管理辦法》、《證券公司內部控制指引》等出臺在即了，但人們對其能否真正落實大有疑慮；證監會主席助理李小雪反復強調“不得挪用客戶保證金、委托資產、托管證券”三條紀律，更使人意識到相關違規行為在證券業肯定有相當的普遍性。

　　雖然2000年以來的證監會正在努力向市場“裁判員”的角色邁進，可有一個根本問題仍需要回答：眼前的“球員”是不是自由競爭憑實力角逐？“球場”是不是有進有出按市場規則行事的賽場？既然中國的券商們永遠只有生沒有死，只有“增資擴股”沒有破產和(市場意義的)重組，則中國的證券業不可能獲得真正發展。中國證券業走到今天，已經掌握了那么多市場的新興工具，學會了那么多市場的時髦語言，但身處準入過度管制亦無制度化退出的行業，券商們根本不可能真正置身于市場，種種外部和內部的監管也很難落到實處。

　　盡管中國的證券業之不透明遠較國有商業銀行為甚，外界無法獲知眾多券商的真實財務狀況，但種種分析已經表明，證券業去年全行業虧損是事實，部分券商已經耗盡資本金而且出現技術性破產也是事實；而且，從券商們在監管部門面前習慣性的怨氣沖天便可判知，當前的爭執已經不是“暴利與微利”，而是“生還是死”。以死相脅似乎更有力度。

　　中國券商不可死，往昔藉口重重，指其是國有資產不能損失，指其穩定市場恰如磐石。但這些理論近些年已經完全站不住腳，因為中共十五大即已明確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沒有特殊理由將證券業比成如同石油、電信或是大銀行般的“戰略性產業”；又因為本世紀以來政府于市場之繁復關系已經理清，靠國有券商托市殊不可取亦從未有效。于是，“不死論”出現時有了新的腳注，往往說其是金融機構因之具有極大外部性，券商一旦出現問題可能“牽動整個金融鏈條”，導致金融危機又導致社會動蕩。似乎券商之不可死，正在承擔安定團結的偉大使命。

　　稍具常識的人即知這些危言聳聽更站不住腳。最熟悉的例子是當年香港百富勤瀕臨破產，期望香港政府施以援手，而后者的回應很簡單：惟存款類機構才可考慮由央行發揮最后貸款人作用，券商不屬此列，沒有理由施以援手。后來的實踐證明港府的選擇完全正確。此外，雖然1997年10月美聯儲親自組織救助長期資本公司的案例被一些中國券商視若珍寶反復引用，但內行人無不心中有數，以中國券商目前各自的倉位，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可能性極小，已是一眼可見的事實。事實上，像市場上任何理所當然的競爭性行業一樣，中國證券業若不及早建立市場化退出機制，則現有券商中的優質者無法成長壯大，潛在的優秀選手不能入圍。中國證券業在封閉的行業環境中沖撞，越來越大的道德風險終將轉化成難以化解的巨大金融風險。

　　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明確地向市場經濟轉型之始就有了證券市場和券商，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而中國的證券市場和券商能否擺脫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糾纏，在改革和開放進程中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更與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至為相關。市場走到今天，已經到了按市場化基本準則對待市場“玩家”(player)的關鍵時刻。上屆主席周小川時期，證監會向正確的目標挺進，貢獻多多教訓也有。本屆主席尚福林走在同一路向上，中國券商必將經歷市場化的“成人禮”。生或死，歷史不會提供更多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