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記者諸巍

　　嘉賓：潘英麗(華東師范大學金融學系主任)

　　楊長江(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博士)

　　主持人：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個話題———人民幣該不該升值。日本、美國甚至IMF(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紛紛對中國施加壓力，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潘英麗：在國際競爭中，“國家利益至上”是無可非議的原則。但是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向來尊重他國利益，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那么大的貶值壓力，我們硬是挺了過來。如今，保持人民幣穩定，也決不是光考慮自身利益，而是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由站不住腳。眼下，指責中國的矛頭主要有兩個，一是原因，按人民幣購買力估算，它的名義匯率被嚴重低估，使中國出口具有不合理的價格優勢；二是結果，事實上中國擁有巨額的外貿順差和外匯儲備，由此反證人民幣匯率不合理。

　　楊長江：這兩點指責都難成立，西方說人民幣匯率低估，常常引用一個“巨無霸指數”，比如4月份麥當勞巨無霸漢堡包在美國平均售價2.71美元，而在中國只售1.2美元，他們就此認為人民幣與美元的比值被低估了56%之多。且不說用單一產品衡量極其復雜的匯率，這種做法多么荒唐可笑，就算是世界銀行實際調查也表明，越是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本國匯率越低于購買力平價，原因就在于廉價的勞動力和資源。以購買力平價批評人民幣匯率嚴重低估，邏輯起點就錯了。至于巨額的外貿順差和外匯儲備，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國經濟的實力，因為我們在事實上貫徹“多出口、少進口”的政策，出口創匯必須賣給國家，海外投資購匯又受到限制，所以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都有被夸大的成分，以此來推定要求人民幣升值，理由并不充分。了解了這些，人民幣不升值，我們完全可以更加理直氣壯。

　　主持人：民間有很多評論，美日迫使人民幣升值懷有“特殊目的”，前車之鑒，上世紀80年代美國利用“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導致了日本經濟崩潰衰弱，您認為中國目前也面臨著同樣的威脅嗎？

　　潘英麗：我們沒必要把世界經濟大局中的利益之爭“泛政治化”。日本經濟衰退，根本原因還是結構性調整的滯后和失敗，但日元升值的因素肯定不容忽視。這至少提醒我們一點，當年日本的電子、鋼鐵、汽車全面超過美國，如此強大的經濟實力，依然擋不住日元升值的沖擊，我們在對待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更應該慎之又慎。

　　主持人：人民幣受到空前的升值壓力，盡管主要來自于別國對自身利益的考慮，但我們是否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楊長江：“高順差、高儲備”，人民幣為什么要授人以口實，如果我們主動把那些驚人的數字降下來，既消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又不妨礙經濟發展，豈不是更好。我們至今守著一種陳舊思路，“出口多總比進口多好，外匯儲備多總比少好”，它來自于抵御金融風險的防守反擊戰術，然而國際市場有海量游資，不要說3000億美元的儲備，就是再多，也防守不住，世界各國已經把控制金融風險的目光轉向利率工具和建立預防機制上，因為積壓巨額外匯對經濟增長毫無貢獻，我們完全可以適當增加進口，既滿足老百姓的需求，又減小了貿易順差，減輕了人民幣升值壓力。

　　潘英麗：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已經對“多出口、少進口”的經濟增長模式提出警告。一味地強調出口，出去的又都是低級產品，把國內有限的自然資源都“透支”了，好不容易幸幸苦苦賺回來的一點點美元，又因為政府管制，難以用于海外購物、海外投資，這樣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必須有所改變。

　　主持人：您認為未來人民幣的走勢將如何發展？

　　楊長江：人民幣必將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日益成為強勢貨幣。中國目前仍然以低級品生產為主，以價格競爭為核心，不顧形勢讓人民幣升值，必然導致惡果。我們需要時間來完成原始積累，才有更多的財力投入品牌營造、技術開發上，實現產業結構、內涵雙提升，到時候人民幣升值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們樂觀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