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能算是一個趣聞。6月1日下午，一個李姓消費者到蘭州一家超市購物。當他選購了價值7.5元的一塊豬頭肉后，隨手將一塊2.1元的豬肝塞進了豬頭肉的包裝中。他的企圖很順利地逃過了收銀員的眼睛，卻沒有躲過保安的檢查。作為小偷，他被請到了超市辦公室。作為處罰，超市“沒收”了他身上的200元錢。有趣的是，李某被罰了以后，堅持向超市工作人員索要罰款的發票。在幾經努力而不得的情況下，李某向媒體熱線進行了投訴，希望新聞單位幫他討個公道(《西部商報》6月2日)。

　　媒體記者采訪了有關律師和公安部門，他們都說超市的處罰行為應屬違法，但沒有對李某索要發票的行為作出評價。超市方面雖然承認自己沒有罰款的權力，但又強調李某索要發票屬于無理要求。超市有沒有罰款的權力，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小偷應不應該要發票，則是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所以，我認為，記者并沒有為小偷索要發票的行為討來什么公道。說實話，正是這一點，讓我有點小小的遺憾。

　　小偷小摸見不得人，索要發票卻光明正大。而偷東西———遭罰款———要發票三者一旦組合起來，就構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尷尬。但是我認為，這不應該看成一個悖論，而應該看成幾個不同的問題。

　　違法人員在遭遇經濟處罰時，應不應該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利？目前，很多超市都有“偷一罰十”的內部規定，受罰者也不乏其人；面對經濟處罰時，如果“小偷”能堅持索要發票，違法的處罰行為也將不會得逞。二，即使執法機關依法進行經濟處罰時，“小偷”仍能堅持索要發票，那么處罰所得也將不會落入個人腰包，或者被納入小金庫非法使用；實際上，一些執法單位之所以在有涉道德的領域(比如賣淫嫖娼)熱衷于罰款，相當一部分原因就是相信受罰者不會主動索要發票。

　　賣淫嫖娼行為是遭遇罰款最多的領域之一，多年以來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質疑。但其質疑的焦點均在“罰款指標”、“只罰不管”等方面，并未涉及開具罰金發票的問題。

　　一般而言，以經濟行為應對經濟行為就是理性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理性行為就沒有風險。在涉及道德問題的時候，這種風險還可能是雙重的。假如一個人偷了超市的東西，或者有賣淫嫖娼行為，就有可能受到執法部門的罰款處理。如果索要發票是理性的，那么受罰者就可能面臨以下兩個方面的風險：一，加重處罰(比如增加罰金或附加其他處罰方式，讓其弄巧成拙)。二，公開隱私(比如通知家人或所在單位，讓其丟人顯眼)。因此，小偷或賣淫嫖娼者遭遇罰款時，絕大多數只求一罰了之，并不在乎有沒有發票，甚至連罰款者是誰都不再關心。但一系列問題也就隨之而來：一是熱衷罰款者越來越多(冒充的執法人員也常常得手)；二是罰款的隨意性越來越大(輔之以暴力行為者也時有所聞)；三是罰金數額及去向越來越模糊(沒有憑證就只能是一本良心賬)。

　　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小偷遭遇罰款并索要發票的行為是應該受到保護并值得提倡的。他們在當前對自己很不利、以后還有潛在風險的情況下，仍然理直氣壯，表面上看是在維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則是對“執罰者”強有力的監督。而一個執法者，更應該在所有的情境下，保持足夠的理性。比如，在對小偷、賣淫嫖娼者罰款時，尤其應該更自覺、更主動的開具發票。

　　相信，沒有人會因此認為我是支持小偷小摸和賣淫嫖娼行為的吧。我只是覺得，如果一個執法者對這樣的受罰者使狠，執法就可能變成一種可怕的要挾。

　　小偷遭罰要發票，應該算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如果我們的思維能因此在一些方面敏感起來，它就應該算是一個有意義的話題。(尚德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