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之前，美國經濟正陷于對高技術過度投資的“數字化庫存”消化調整期，2001年二季度的經濟增長僅為0.7%，失業率卻維持在4.5%左右

　　●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達9.9%，直接外資投資130億美元，如果沒有“非典”事件發生，按環比計算今年中國GDP增長可能高達創記錄的10%

　　余南平

　　在全國合擊抗擊“非典”的日子里，證券市場在延長的休市中彷徨地等待，而對于整個市場的參與者來講，幾乎無人能預測，5月12日及未來的日子里，中國證券市場的指數將如何跟隨“非典”疫情的影響而波動。為此，筆者愿意重溫2001年美國“9.11”事件發生后，美國證券市場的參與者與管理者們當時的行為與表現，以期對我們產生有益的啟示。

　　“9.11”

　　假如，我們將美聯儲與美國SEC共同視為美國投資市場的組織者、管理者、調控者與監督者。“9.11”事件發生后，交易所進行有效地停市。就在股市恢復交易前的數小時，被譽為美國經濟“守護神”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不僅一反常態地在國會聽證時沒有使用他慣常的晦澀而令人猜測的詞語，他清晰地在向公眾保證，美國經濟根基依然穩健，同時更是罕見地一次將聯邦基準利率和聯邦貼現利率急降50個基點，并同時宣布向美國商業銀行體系注入了2000億美元，以保障資本市場的穩定。而一向以對大公司監管嚴厲而著稱的美國SEC，則同時破天荒地修改并放松了公司股票回購條例，以穩定資本市場。

　　如果說這是拋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信奉，對嚴格履行不干預原則予以否定而進行的一次行政積極行為的話，那么美國的投資者又是如何回應這個積極而激進的行政政策導向的呢？

　　就在開市前的頭一個晚上，著名投資人巴菲特與剛退休的GE公司董事長韋爾奇做客著名的“60分鐘”電視節目時，巴菲特公開表示他不會賣出股票(盡管他在此前已經數次公開批評美國市場的泡沫)，而韋爾奇則大談特談美國公司的管理規范和競爭力(盡管后來的安然事件否認了他對美國公司管理的評述)。如果說巴菲特與韋爾奇是機構投資者與公司代表的個人化身的話，平時老死不相往來的華爾街九大投資銀行則頻繁接觸，舉行共識會議，基金經理信誓旦旦保證不賣出股票，79家美國大公司在交易第一天宣布回購股票，中小投資者第一天交易則打破了平常的買入與賣出比，達到驚人的7：3……

　　雖然這些努力與保證并沒有阻止第一天開市后市場7%左右的下跌，但美國市場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學家與影響力廣泛的美國傳媒又是如何面對這個下跌的呢？在那一刻，全美31位最有權威的經濟學家有2/3在接連不斷的調查訪談中，均明確表示美國經濟沒有衰退，盡管他們面對的是美國商務部剛公布的商業零售增長0.3%這樣尷尬的數據。

　　而NedDavis則用歷史統計數據在媒體上告訴市場投資者，美國市場在14次突發事件發生后的一個月都會出現明顯上升，同時CalandraKellner等有影響力的專欄作者則在CBS網上，在《今日美國》專欄中，不斷用大幅醒目的標題“買進股票，買進美國！”，“誰在出賣美國”掀起一場媒體愛國運動。同時美國傳媒還煽情地將一個為了私利，賣出200股股票的美國年輕人的懺悔信予以公布，以提醒和警示人們的責任感與道德感。

　　如果說，這是一場市場管理者、市場投資者、媒體與學者的共同保衛市場的運動，那么結果是否又一次驗證了NedDavis的統計呢？回答非常肯定，至少在美國市場面對突然外來災難的一刻，由于各方的努力，不僅使14萬億市值的美國股票市場保持了穩定，同時SP500指數確實在一個月后從最低的850點回升到950點以上，極大地鼓舞了市場信心，平抑了社會因災難而產生的恐慌。

　　“非典”

　　如果拿美國“9.11”時的狀態與我們今天抗擊”非典”特殊時期的狀態相比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其整體背景是如此的不同。

　　首先，就宏觀經濟看,“9.11”事件之前，美國經濟正陷于對高技術過度投資的“數字化庫存”消化調整期，經歷了6次降息的美國經濟，2001年二季度的經濟增長僅為0.7%，失業率卻維持在4.5%左右。

　　對比之下，3月份中國經濟工業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7.5%,出口增長35%,進口增長40%，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達9.9%，直接外資投資130億美元。如果沒有“非典”事件發生，按環比計算今年中國GDP增長可能高達創記錄的10%。而即使按事件爆發后的修正計算，12家國外著名投資機構的平均預測值也依然高達7.25%。因此，就突發事件的經濟背景看，美國當時是在經濟自身調整期，而中國今天則是在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政策作用合力作用下的“黃金增長期”。

　　其次就微觀行業看，“9.11”事件給美國帶來的是全方位的社會災難，影響的是全社會的安全感，涉及幾乎全部行業的經濟活動。而就“非典”事件看，占中國經濟產出54%的制造業和14%的農業并沒有受到“非典”的影響，而就比例為28%的服務業看，與“非典”有關的接觸式服務和密集性服務的行業，如旅游、航空等行業的產出通常就在5%左右。因此，在“非典”不影響中國制造業和出口業的情況下，經濟因服務業而產生的損失及影響將相當有限。

　　最后就投資市場狀態看，“9.11”期間，“熊派”羅奇的調整觀點正在被人們認同，市場是在積弱中面臨事件，對比今天的中國市場，在兩年左右的市場下跌后，人們經過認真激烈的思辯后，市場不僅開始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信心所鼓舞，管理者與參與者也同時認識到，市場應該為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而服務。

　　通過上面的比較，不難得出結論：在今天這個特殊的時刻，我們不但要克服對病毒的恐懼，我們還需要堅強的信心，我們需要管理者活躍而積極的行政作為、投資者的團結和集體主義精神，我們更需要學者們和媒體負責任的聲音，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共同的責任認識中保持市場的穩定。中國證券市場有責任并有義務反映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態和潛在經濟增長，中國證券市場也必須為抗擊“非典”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作者為華東師大亞歐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