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5月開始，我國證券交易傭金實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動制度。作為證券交易市場化改革的一個重要舉措，該制度實行將近一年，對券商經紀業務產生了哪些重要的作用和影響？記者日前走訪了上海部分證券營業部，作了一番調查。

　　調整經歷三步曲

　　記者在上海影城附近的幾家證券營業部了解到，大通證券上海番禺路營業部目前的散戶現場交易傭金為2.8‰，非現場交易傭金一律為1.615‰；長江證券番禺路營業部的傭金則是散戶現場交易傭金為2.85‰，非現場交易中電話委托是1.95‰，網上交易是1.5‰；旁邊南方證券的傭金要略低一些，但相差不多。結合記者最近從一些大券商處了解到的情況，目前上海地區證券營業部的散戶現場交易傭金多在2.5‰至2.8‰左右，非現場交易傭金的差別相對較大，根據電話委托與網上交易的方式不同，從1‰到1.8‰不等，但多數在1.5‰左右。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自去年5月實行傭金浮動制至今，多數證券營業部的傭金價格都經歷了一個從初期試探，到去年8、9月份后的大幅降傭，再到今年年初的傭金價格上調這三個階段。一位證券營業部經理告訴記者，去年4月剛宣布實行傭金浮動制度時，大多數券商缺乏思想準備，心里沒底：既不清楚自己經紀業務的成本，又擔心其他證券營業部會采取怎樣的傭金策略。因此，當傭金浮動制在5月份剛開始實施時，多數券商采取了試探的方式，象征性地下調傭金，一些大券商也對下屬營業部的傭金作了較為嚴格的規定。當時，雖然一些地區的個別證券營業部也推出過“零傭金”、“年費制”等吸引客戶的措施，但多數營業部的現場交易傭金都定在2.8‰，非現場交易也在1.5‰以上。但到了8、9月份，隨著一些大券商開始允許下屬營業部可以根據當地市場情況自行定價之后，傭金一度出現了大幅下降。很多營業部的散戶現場交易傭金下降至2‰以下，對大戶和機構只收0.5‰甚至更少的傭金，非現場交易傭金也下降至1‰。這樣的狀況一直持續到去年底。終于，一些證券營業部年底結帳后發現，在行情疲軟、交易萎縮的情況下，不顧自身成本的降傭，只能給自己帶來虧損。在現實的教育下，相當一部分券商開始調整自身的傭金策略，適當提高傭金，以確保營業部生存所必須的盈利。可以說，經過一年多時間的調整變動，目前各家證券營業部的傭金價格已趨于平穩。

　　營業部厲行變革

　　一個值得關注的情況是，去年傭金浮動制度出臺時，一些業內人士和部分輿論判斷，用不了多久，一些小券商將面臨生存危機。如今，一年過去了，盡管去年券商經紀業務多數虧損是不爭的事實，但應當看到，絕大多數證券營業部經受住了市場考驗，經紀業務走向了良性發展的道路。對此，一些業內人士分析，證券營業部之所以能夠經受住考驗，雖然與股市交投清淡的時間還不長、一些小券商合并重組后實力有所增強等客觀原因有關，但歸根到底，還是傭金浮動制的實行，推進了證券交易的市場化，直接促發了券商經紀業務生存模式的變革。

　　首先是更加注重成本控制。曾經流行的豪華證券營業部模式已經被市場所拋棄。越來越多的證券營業部采取壓縮營業面積，減少工作人員等方法來減少成本支出。一些營業部發現中戶室不賺錢，就將原來整層中戶室的樓面轉做其他用途。證券營業部的人員編制也普遍被縮減至10人到15人；其次是非現場交易方式得到迅速推廣。由于傭金價格的導向作用，大量客戶從現場交易流向非現場交易，推動了證券交易低成本增長的模式；第三是更加注重營銷。大通證券番禺路營業部經理邱宏斌告訴記者，以往證券營業部的市場部大多是營業部安置富余人員的場所，但如今他更傾向于將最好的員工安排到市場部，從事諸如新產品開發、銀證通和吸引資金等業務。

　　是否需設立底限

　　在傭金浮動制實行一周年之際，有關設立傭金底限的呼聲有所抬頭。據了解，在日前由相關部門組織的一次券商內部座談會上，30家券商的有關負責人一致表示，希望以行業公約的形式設定能夠實現微利的傭金底限。其中營業部非現場交易傭金應不低于1.5‰，現場交易傭金則應不低于2.5‰。

　　對于是否需要設立傭金底限，記者在采訪中聽到了兩種不同的意見和看法。持贊同意見的人認為，雖然目前多數證券營業部的傭金已趨平穩，但隨著最近行情的火爆，不排除個別證券營業部為爭奪客戶而重新打起傭金價格戰。如果營業部的傭金水平低于盈虧平衡點的話，便屬于明顯的傾銷行為，違反了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因此，有必要依靠行業自律來更好地維護證券業健康發展的局面。

　　持反對意見的人則認為，首先，根據業內人士匡算，上海地區大券商經紀業務的成本應在1.5‰到2‰之間。換句話說，按照目前滬深股市的成交量和營業部的傭金價格，大多數券商經紀業務是有利可圖的。經過去年一年的操作，多數證券營業部的營銷意識日漸成熟，他們已經認識到，降傭并非吸引客戶的唯一手段，“即便把傭金降到零，也不可能把附近所有的客戶都拉來。”營業部的地理位置、硬件設施、品牌效應等都會影響客戶對營業部的選擇。其次，作為證券交易市場化改革的一個重要步驟，傭金浮動制已經在促進券商經紀業務生存模式轉變、加強券商應變能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理當堅持下去。

　　此外，一些法律人士指出，既然證監會等部門以聯合發出通知的形式，要求傭金實行最高上限向下浮動制度，那么，如果通過行業公約來設立傭金底限，是否有違這一通知的精神。再者，即便設立了底限，對已經市場化的傭金定價機制能有多少制約作用？有關方面又如何實施監管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上海證券報記者 張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