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鈴

　　編者按：在中科創業案的主角呂梁和朱煥良仍未現身而有太多謎團仍待解開之前，評價中科創業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中科創業案幾乎將股市中所有暴露出來的問題“集大成于一身”，活脫脫成了一件完好的標本，一本絕好的反面教材。透視中科、解剖中科，為的是使我們更清晰地認清中國股市究竟還欠缺什么，我們還應該做些什么，使我們的代價更

低一些，痛苦更少一些。

　　日前中科創業案的宣判，與當年呂梁曝光和該案審理產生的新聞效應相比，正如這次的判決結果一樣，既不值一提，又無法同日而語。

　　而圍繞著該案，上從監管層，下至股民們，甚至包括丁福根等罪犯，幾乎沒有不把責任推在作為中科創業案總導演總策劃的呂梁身上。

　　但問題是，現在已經具有股市莊家符號性意義的呂梁，究竟是怎么產生出來的呢？

　　我們不妨假設，假如呂梁用其自陳或媒體揭露的種種手段，在美國或日本等其他國家的證券市場“一試身手”的話，是否能夠造就一個同樣的“中科創業案”？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為什么？原因就在于我們的股市跟人家的還不能比。

　　如果說是我們的股市造就了呂梁，成就了呂梁，我們很難接受這種說法。難道是我們的股市出了毛病？但在無股不莊、無莊不靈的年頭，甚至包括證監會指定信息披露媒體都可以公開“談莊論家”的時候，我們還有什么理由去拒絕承認呂梁原本就是我們制造的呢？

　　靠政策和資金拉動的中國股市，莊家在政策縱容的背景下，大量資金入市刺激了股市的活躍，從這點來說，監管層面自然也不會有什么意見。而業務范圍有限不得不主要靠交易傭金生存的券商，也對莊家愛護有加。因為一個莊家可能就意味著一個巨大的“客戶經紀人”，帶動眾多的股民交易，莊家和券商實際已構成了類似蚜蟲和螞蟻一樣的互生關系。否則的話，不可能全國有120多家證券營業部都被牽涉其中。

　　“橘生淮北則為枳”只因“水土不同”。我們的政策環境、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當然包括我們對股市的理解程度和監管能力，以及投資者素質水平，似乎無形中都在默許莊家的孳生和存在。

　　因此，盡管筆者無意為已成為標本的中科創業案和成為符號的呂梁開脫罪責，但我們也沒有必要去一味地責怪一個人和一件事，而要更多地反思我們自身存在的問題。

　　說我們的股市才屈指十歲剛出頭，幼稚得很，毛病多得很，當然是個一推了之誰也不用負責的最好的借口。但我們的股市等到什么時候才算是成熟的呢？難道我們還要把人家犯下的所有錯誤、經歷的所有痛苦再重復一遍，我們才能成熟嗎？果真如此的話，我們曾經寄予厚望的后發優勢又怎么體現呢？而又有誰能承受得起如此高昂的時間成本和市場代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