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雜談

　　號稱“中國股市第一案”的中科創業案選擇在四月的第一天在北京宣判，結果出人意料，最高的才判處有期徒刑4年。自首的索性就免于刑事處罰。據在現場采訪的北京電視臺記者描述，當事人在聽到宣判后居然笑了起來，而旁聽者卻一片嘩然。

　　“特別關注”的欄目記者問水皮怎么看待這種現象，水皮的回答是，基本正常。

　　為什么影響這么大的案例會作出這樣的判決呢？

　　原因一是這種案例按律最高是5年有期徒刑。

　　原因二是中科創業案的主犯們都沒有出現在被告席上，現在的當事人并非主謀，按首犯必懲，脅從從寬的原則，判成這樣已經算不錯了。

　　當然，犯罪嫌疑人在聽到判決后的表情是極不嚴肅的，但話講回來你要他裝著痛心疾首的樣子也不可能，因為從案發到今天已經整整三年，判四年刑的也就實際只有一年的牢可坐，其他不滿三年的或可當庭釋放，他們能不為此而輕松，能不為此而高興，能不為此而發笑？這種笑完全是發自內心的笑，你擋都擋不住的。

　　那么，大家的損失怎么辦？

　　打開中科創業，也就是現在ST康達爾的K線圖我們可以發現，現在僅值5元錢的股票最高峰位曾經到達過80元左右。在2000年12月25日第一個跌停板出現的時候，康達爾的股價一直維持在35元左右，連續9個跌停板之后，康達爾就只剩下10多元錢。從康達爾的K線圖上就可以看出一個清楚的軌跡，康達爾變成中科創業的過程是一個股價急劇飆升的過程；1998年當控盤康達爾這個“養雞專業戶”被深深套牢的深圳大戶朱煥良北上尋求呂梁“解套”良方的時候，康達爾的股價只有8塊左右；而當1999年，也就是一年后，呂梁組織“北京機構”成立“中科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的時候，康達爾的股價，確切的說當時已經改名叫“中科創業”的股價已經牢牢地站住了40多元的高位；2000年則是康達爾經歷在“歡樂中死亡”的終極體驗，由于互聯網泡沫，由于中科創業的名頭，由于公司“金融＋高科技”的概念，康達爾從40元上沖84元的過程并非完全由莊家操縱完成，而是“股票自己漲，壓都壓不住”。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呂梁自己還沉浸在自己編織的“戰略投資”夢幻中，其他的利益中人包括當初找他的“朱大戶”朱煥良為什么不見好就收，逢高出貨呢？對于呂梁而言如果還有被“假到真時真亦假”所迷惑的因素，那么對于普通的投資者而言難道他們真的幼稚到以為深圳的一個養雞場會生出“金蛋”來嗎？

　　大家的損失現在看來也就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了，根據高院的司法解釋，股民索賠也就局限在因為上市公司虛假陳述而造成的投資損失。而在呂梁一案中，盡管董事會曾經被來自呂梁和朱煥良的手下把持，但是公司本身是無辜的，退一萬步講，即使能認定康達爾有虛假陳述的事實，康達爾能作為民事賠償的被告也沒有實際意義，康達爾現在已經被ST了，等待他的命運很可能就是退市，破產，告與不告的結果是一

　　樣的。至于說呂梁現在則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尸，大家就是想告都找不到這個人，更沒有實際意義。

　　當然，中科創業案的意義并不在于投資者的損失，中科創業案的意義恰恰在于案由的特殊性。如果不是這種特殊性，北京二中院也不會超限審判時間長達10個月，如果不是這種特殊性，北京二中院也就不必再向北京高院請示匯報，如果前期有案例可循，那么中科創業案也就不會引起媒體的強烈關注，而特殊之中的特殊還在于這是一起主犯沒有到庭的審判，這個主犯策劃、操作了所有的過程，甚至直接發出了“中科系雪崩內幕”的新聞稿并且相當長一段時間并不認為自己的行為觸犯法律，只是感到事態失控才直接“跳”出來，如果呂梁在押，也許中科創業案會是另外一幕情景，也許只是巧合，四月的第一天就是“愚人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