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劉紀鵬訪談錄

　　李豐洲

　　我按預約的時間來到劉紀鵬教授的辦公室。在他送走絡繹的來訪者之后，我們的談話直奔采訪主題：從正在召開的“兩會”到股市發展。

　　話題從政府機構改革開始。

　　劉紀鵬思索著，暢談著：無論是從我國2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來看，還是按十六大確立的2020年進入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來說，在一個較長時期，我們必須堅持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并要大刀闊斧地通過國有企業產權制度變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治理結構，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在國有經濟中的戰略定位。而這些，都集中到了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上來。它要求我國政府在未來改革中，必須具備雙重職能。

　　第一，是市場經濟間接調控者的職能，即裁判員的職能。要制定好市場競爭的比賽規則，健全以稅務、工商、金融監管、司法聯動的監管體系，規范市場競爭。

　　第二，從公有制的角度，還要體現政府的所有者功能，即教練員功能。在這個領域，我們不可能模仿西方發達國家或通過休克療法全盤西化，而是要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要求我們正確看待這次“兩會”即將推出的國企管理體制改革和機構改革。

　　在市場經濟要求多元化，要求不同商品生產者通過競爭交換以完成市場經濟構造的基本前提下，圍繞國企改革而進行的產權制度改革，面臨兩個選擇。一個是簡單地把國企改革理解成國退民進，甚至理解成私有化，以此來構造多元化的市場主體。劉紀鵬稱之為公有制經濟外部的多元化。

　　他分析說，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要在堅持市場經濟改革的前提下，走一條自己的、公有制內部的多元化道路。這就是我們的又一選擇——實現從“1”到“300”的飛躍，即由現在的中央惟一主體所有、地方分級管理的模式，變革到由中央、31個省(市)和250個地市三級出資的產權制度。由于責權利分明，無疑將大大提高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的運行效率。

　　“國企改革，改革深處是產權。”這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股份制專家，以行云流水般的思路和詩一般抒情的語調，感染著聽者。

　　他斷言：目前，我們并未找到比政府所有制更加現實和合理的全民所有制模式。這次國企改革的深化，將推進到產權。由于現在的產權所有者是各級政府，所以，國企改革帶動了政府行政機構的調整。它意味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政治體制改革序幕的拉開。而這種做法，國際上并無先例可資借鑒，是中國的一個創舉。

　　他指出，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變革，涉及到兩大方面：第一是產權的清晰化，第二是產權的流動性。流動性以清晰化為前提，如果沒有清晰化，就去搞全流通，就去搞國家股減持，和向私人簡單地通過MBO方式、私營企業通過受讓國家股的方式去進行變革，那是本末倒置。

　　在他看來，這次推動政府之間的三級出資人制度，實現從“1”到“300”的飛躍，將極大地推動以法人為主體的民營化進程；而兩者并不沖突。

　　劉紀鵬認為，這次由國企改革深化引發的國資體制改革和政府機構大調整，以及“三個三”制度的出臺——即三級出資人，人權、財權、事權三結合式管理，國資委、國有資產經營機構和實體企業三個經營層次的架構——全有賴于股份制改革這條主線來貫穿。它既可連接市場，又可連接國企改革的深化，并改變了政府監管國有經濟運行載體在市場經濟中公平競爭的監管模式。因此，這次“兩會”勢必在中國第二個20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產生重大深遠的歷史意義。

　　他表示，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建立，強調的是國有企業的退出，但絕不意味著國有資本在總量上一定會減少，相反還有可能增加。在國企改革方面，這次“兩會”是可以找到公有制和市場經濟對接的橋梁的。

　　黨的十六大規劃了未來幾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方略。劉紀鵬提出，中國資本市場也應該“固本培源，調養生息”，用1年以至更多時間，來集中解決已經暴露的制度性矛盾，調整市場結構，豐富金融品種，建立股市新文化。他認為，2003年，應該把調整結構作為資本市場的主旋律。

　　在談到我國資本市場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同時，劉紀鵬強調，我國的資本市場已建立十多年，應該有一個讓投資者看得見、摸得著的中長期發展戰略目標，要讓他們知道該往哪里走。因此，制定一個中長期發展戰略規劃，是證券市場的當務之急。采訪結束時，他再次強調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