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財經時報》采訪時，對“想種地的農戶無地可種，想進城又進不了”深有感觸；強調通過制度變革使貨幣、財政、就業三大宏觀經濟政策更加有效，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起著至關重要作用

　　以研究制度變革對宏觀經濟作用見長的經濟學家張曙光，“兩會”之前就“改革與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的關系接受了《財經時報》的專訪。張曙光強調指出：“經濟市場化的

改革是當前中國最重要、最深刻的事件，它是決定宏觀經濟變量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這種影響不僅是長期而深遠的，而且在短期內也將表現得十分顯著。”

　　“必須意識到，盡管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潛力很大，但從短期看，中國經濟增長的基礎還不穩固。”他分析說，“外貿出口的高速增長反襯出內需仍然不足；工業生產的回穩和加速與農村經濟的衰退形成明顯對照；消費率下降和物價低迷反映出市場不夠活躍。再加上失業增加，收入差距擴大，城市化進程遲滯，通貨緊縮的壓力尚未完全消除，中國經濟發展仍然面臨著一系列深層的矛盾和困難。”

　　張認為，這些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但這是中國經濟發展中一系列深層矛盾造成的，要解決問題必須仰賴更加深刻的制度變革。其中，首先應當通過制度的變革使貨幣、財政和就業三大宏觀經濟政策變得更加有效。

　　制度決定財政政策效率

　　張曙光認為：“中國目前最缺乏的一不是資金，二不是技術，三不是人才，而是一套能夠鼓勵人們發展創新的制度和規則。”

　　“近年來政府的宏觀政策操作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別是1998年以來政府增發國債、擴大赤字、降低利率、放松銀根等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單純的政策操作效應有限，且作用呈遞減之勢，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

　　張曙光指出：“增發國債，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但投資效率無法保證，而且進一步擴張的空間有限；提高出口退稅，鼓勵資本流入，雖然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持續的雙順差(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都是順差)增加了貨幣升值的壓力，造成了新的扭曲——這就是說，簡單地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加劇而不是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深層次的問題。”

　　在張看來，政策效應不佳源于體制方面的約束。比如，由于企業改革不到位，無法提供市場認可新產品，從而使中國經濟中的需求受到供給方面的限制。歷史經驗證明，在中國經濟運行中，往往是先有體制變革，然后才有政策效應的顯現。

　　說到此，張曙光一字一板地強調：“中國正處在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之中。由于中國不存在比較完備而發達的市場經濟制度，因此市場既不會無效，也不存在嚴重的失效；問題在于市場作用尚未充分有效地發揮。”

　　“正是這樣一個體制特性，很多宏觀經濟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嚴重扭曲和錯位。”

　　張曙光從財政角度舉例說：“從收入政策上看，中央發債地方用，而不讓地方自主發債，那么地方政府就會因不直接承擔風險和還本付息的責任，而不關心發債收入的使用效率；再從支出政策上看，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大搞‘211工程’、‘2＋7工程’等，把大量資金投入高等教育，卻把基礎教育的融資責任推給縣鄉兩級基層政府，使教育支出占到縣鄉財政支出的60%以上，致使60%以上的縣鄉財政赤字居高不下。于是，在基層政府入不敷出的前提下，就向老百姓攤派，以致所謂的義務教育名存實亡。

　　“因此我認為，要使中央財政切實為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提供融資服務，就必須通過體制改革，使政府公共政策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金融改革疏通傳導渠道

　　“降低利率，增加貨幣供應，但由于傳導渠道不暢，使有限的資金不能流向實體經濟，或實體經濟根本不能吸收，從而加劇了資金的內部循環和促進了資本外流。”張曙光在談到改革貨幣政策效率時分析說，“從金融方面看，貨幣政策操作是比較恰當的，貨幣供應相當充足，但為什么錢流不到實體經濟中去？我認為這是體制上的障礙，這個障礙使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不暢。”

　　“中國經濟的發展仍然依賴于銀行提供的間接融資。但是，現行銀行體制是一個被國有資本壟斷體制——四大國有商業銀行、10多家股份制銀行、100多家城市商業銀行和1000多家農村信用社中，國有資本占據主導地位。”張說，“盡管近年來當局也多次表示對民間資本要一視同仁，但實際上對民間金融的發展仍存嚴重的防范心理，對內和對外開放實際是不對等的。”

　　“特別是農村。”張曙光強調，“現有的國有金融機構并沒有因為貨幣的大量投放而積極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相反，他們變成了農村經濟的‘抽血機’，使資金流向了信用水平較高的大城市。這是中國農村經濟出現衰退的重要原因。”

　　“要解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問題，就必須大力度深化改革。”張曙光認為，“這里涉及的改革至少包括三個方面的配套——通過農村改革推動農業規模化、產業化進程；允許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以及利率市場化改革，其試點工作完全可以在農村和城市同時進行。”

　　就業政策更應考慮農民

　　“政府把就業作為宏觀政策目標，這是一大進步。但我們的就業思路和做法仍有需要改革的地方。”

　　張曙光認為：“創造就業崗位，中小企業比大企業更有效；民營企業比國有企業更有效；城市就業比農村就業更有效。因此，必須通過制度創新，促使民營經濟和服務產業的迅速發展，加快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把就業與城市化和民營化結合起來。

　　“然而，在發展服務業上，我們往往忽視歌廳、酒吧、網吧、桑拿等領域所發揮的產業功能，而更重視它的意識形態；忽視職業教育和學歷教育的產業功能，而更看重它的思想灌輸；不注重金融、保險等的服務功能，而更注重它的經濟控制。因而，政府采取種種不恰當的辦法阻礙這些產業的發展和就業能力的增長。

　　“另外，在城市化的問題上，城市政府的行為非常類似于一個具有壟斷性的工會組織，它只代表常住人口的利益，而對外來務工者實施了一系列歧視性政策。”張曙光指出，“目前，全國182個大城市提出并確立了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大都市的目標，于是一系列‘形象工’程拔地而起，不僅增大了投資成本，抬高了城市化門坎，降低了城市的競爭力，而且到處都在拆除私搭亂建，驅趕進城農民工。再有，一些中小城市(鎮)推行官員的城市化大搞圈地運動，剝奪農民土地權利，致使想種地的農戶無地可種，想進城又進不了，加劇了社會矛盾。”

　　“不過現在情況正在好轉”。今年1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取消對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在張曙光看來：“這是中國政策思想的一大根本轉變，為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了極為有益的鋪墊。因為全面實現小康最大的問題不在城市而在農村，而農村的最大問題則是農民收入過低。”

　　但是，張曙光也不無憂慮。他說：“希望中央政府的愿望能夠真正變成地方政府的行動，使政策貫徹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