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特約撰稿人 王安

　　遇到今日窘況，如果非要找一個撒氣的，高西慶似乎很合適，恨不得說您高老把那蒸發的2.4萬億元市值揣兜里了。

　　54歲的周小川的新職務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和他一同離開證監會的是他的副手高西

慶。50歲的高的新職務沒有宣布。

　　一般來說，“另有任用”并不一定是壞消息。詢問高西慶的秘書邢虎，他笑嘻嘻說：肯定還要繼續革命呀。據說，高西慶離職前給朋友發E-mail，情緒不錯。假如高西慶真的有點沮喪或憤怒，愛護他的朋友也會幫他遮掩著，絕不能讓記者寫出去。而且，周小川的高就，說明上層對這一屆證監會的工作是滿意的，這當然也應包括高西慶。但許多人不這么看，比如說一些本土會計師。周小川、高西慶離職前，股市跌得慘呀。從2001年11月8日開始的暴跌驚天動地，上證指數從當時最高點1573點下跌到21日收盤時的1390點，短短10多天跌幅達10%以上，此后依舊陰跌。這個時候證監會首領走人，不是你的事，也要算在你的頭上。

　　算大賬情況不妙。2001年6月，第四任證監會班子上任數月，市場市值5.4萬億，而一年半之后，第五任班子履新之前，市值總額只有4萬億元，除去此間新股市值，總市值蒸發2.4萬億元，流通市值減少6000億元。

　　高西慶為人爽快，語速極快，喜辯論。如此性格，如此形象，功歸于斯，而過也跑不了他。遇到今日窘況，如果非要找一個撒氣的，高西慶似乎很合適，恨不得說您高老把那蒸發的2.4萬億元市值揣兜里了。

　　雖然高西慶理想主義色彩好像比周小川更濃烈，但實際上，高西慶對股市，對證監會的監管對象，對國企——證監會似乎承擔著為其籌資的使命，高西慶充滿愛心。

　　2000年8月，《財經》雜志刊出文章《基金黑幕》，從六個方面揭露基金對倒制造虛假成交量，利用倒倉操縱市場等行為。這篇文章在證券業內引發大波，劍拔弩張，大有明日法庭上黑白相見之勢。

　　某日，筆者與高西慶對坐，有電話來，顯然是一基金老總，談及《基金黑幕》。看高西慶表情，極為難看，嘬牙花子狀。高說，如果失實，你可以告它呀。

　　對于傳媒的批評，為官者多通過行政渠道解決。高西慶正八經兒官至副部級，但他受的教育，使他從骨子里不能動用行政手段。一邊是傳媒，天生有說話的權力，一邊是其監管對象，充滿愛心，手心手背，只好建議告官上庭。

　　11月2日，高西慶終于說官話和稀泥了：證券市場經過一定階段的發展形成特定市場文化，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改變的。最近關于證券投資基金的辯論中有人提出，基金的投資特色不明顯，各家做的都差不多，以致產生一家公司管理的幾只基金對倒的問題。其實這一現象與市場發育水平有關，可能不是基金管理公司本身的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在發展中解決。

　　看高西慶的精神歷程，實在就是一個從學者到官員的交互轉換過程。用什么詞來形容這個過程呢？務實？升華？同化？墮落？高西慶忙乎得沒空想這些虛乎問題。

　　高西慶少時甚苦，在四川大山里修鐵路，打錘放炮。1981年9月去美留學，學法律，之后在華爾街做律師，然后就憋著把個股票交易所搬北京來。他參加了1988年11月9日姚依林、張勁夫主持的那次會議，身份是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高西慶應算作最早的一批海歸人士。

　　1992年10月證監會成立，高西慶擔任首席律師兼發行部主任。可以想見，當時高西慶何等少年意氣，激揚文字。

　　在起草國務院《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時，高西慶很下功夫的是第四章《兼并收購》，寫得非常詳細，但國務院法制局人士認為沒用，誰也看不懂，中國哪能像西方一樣大魚吃小魚呀？七年八年都不會發生兼并收購的事。于是刪繁就簡。

　　《條例》1993年4月底出臺了，半年后，9月就發生了中國第一起兼并收購案寶延風波。半夜，時任證監會秘書長、現任銀河證券老總的朱利給高西慶打電話，說《條例》無法套用。高當時在紐約，大笑，“怎么這么快！”

　　在證監會3年后，高西慶稱病退出，回學校教書，后去香港。離開了官場，高西慶覺悟了許多：回過頭看，以前爭論的好多問題都沒有什么意思，爭贏的好多問題又轉回去了，爭輸了的問題不知什么原因又轉回來了。“后來我才發現，事情有它自己的發展規律。”

　　1999年6月，一紙調令將高西慶從中銀集團港澳事務管理處副主任職上調回證監會，任副主席，半年后，周小川替代周正慶出任證監會主席。二次為官的高西慶成熟了很多，改變了位置也使他改變了思維，但他依然熱烈率直。

　　2000年1月3日，高西慶與中國政法大學方流芳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張維迎教授有一場高水平的對話，題目是《中國股市何處去》。從現場看，高西慶被方張二人聯手狙擊，有時只有招架之功，而場下的學生亦把掌聲送給了學者，而不是官員高西慶。

　　從法理上，從經濟學原理上，高西慶竭力維護股市的國企利益。說到后來，高西慶動了感情：國企在市場上到底應該占有什么樣的位置，政府應該給他們什么幫助，我們必須歷史地看這個問題。為了達到資源合理配置，我們能夠不顧死活把國企通通放到市場上嗎？

　　高西慶說：我以前工作的老廠，將近6000人，這些年來只靠了一個100多人的家屬易拉罐廠的產品過活，這6000多人中還有2800多離退休職工。問問所有的老企業，這么多人怎么處理？讓國家拿錢去給他們增加收入？你了解中國的稅收有多么困難嗎？

　　學者與官員的價值取向和思維路徑本來就不同，半官半學的高西慶自身已經被矛盾著鬧騰著，如今以自身的混和體去與學者對壘，自是費勁，自是難討掌聲。高西慶如今賦閑，或許還有興趣與人爭論點什么。如果高第三次為官，是否還愿意是上辯論臺？至少要問一句：臺下有記者嗎？

　　高西慶向何處去？十幾年前，高西慶回國后接觸過許多單位，其中有最高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