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馬騰

　　見習記者：劉欣

　　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將政治中的女性比喻為“一片灰黑中的一點素藍，是一道優雅而有節制的風景”。史美倫女士作為來自香港的中央政府副部級官員，兩年來一直受到廣 泛關注。她剛上任時曾慨嘆：“工作壓力是有的，但最大的壓力是傳媒對我太注意了。”

　　今年3月，史美倫所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一職行將期滿，其去留更為業界聚焦，然而壓力已經輕如浮云，她每天穿過闊達的長安街，迎著朝陽上班，說起舊歷新年，也會流露出回家的興奮。

　　兩年“君子協定”

　　史美倫作為國務院任命的官員，雙方并無商業合同，亦無聘約，所謂的兩年任期，是當時史美倫本人與中國政府方面的一個“君子協定”。

　　2001年初，朱镕基總理力邀史美倫加盟中國證監會，當時史美倫剛剛離任香港證監會副主席之職。

　　在香港證監會打拼十年之后，史美倫已有歸隱之意。她說：“原本打算休息一陣，轉換一個較輕松的環境，做些別的工作。”

　　但中國政府方面態度誠懇。此外，史美倫的丈夫查懋聲先生對她也相當支持。

　　查氏家族與中國政府有著良好的合作。查氏家族曾經參與推動中國最具實力的投資銀行“中金公司”的創立，其控制的名力集團名列中金公司的第五大股東。名力集團是擁有幾十億美元資產的控股公司，在全世界控股并管理多家公司、酒店和房地產業務，查氏家族也管理生物、通信和高科技公司的投資。

　　史美倫決心履新，擔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一職，分管上市、發行和培訓。據消息人士透露，當時惟一的障礙是史美倫擁有美國國籍身份。她最終放棄了美國國籍，持香港特區護照北上，其間遷居北京，每兩周從北京返回香港度周末。

　　中國政府開出了540萬港元的優厚年薪酬。史美倫自愿只留與其他證監會副主席同等標準的工資，以及在京生活費用，其余用以設立“證券教育基金”，支持中國證監會的官員到國外培訓。據有關人士介紹，這項基金已經建立，目前證監會已有數人通過該基金出國實習或深造。

　　目前兩年約期將至，史美倫對去留尚無任何表態。有消息人士說，“兩會”之前國務院不會對史美倫的任免作決定。按照慣例，證監會新任主席尚福林將重新“組閣”，如果史美倫離任將不在意料之外。他說，所謂政策的連續性，并非一定表現為人員的連續性。

　　與高手過招

　　回顧史美倫兩年來的工作，始終紀結其間的是她“執法、執法、再執法”的鐵血宣言和凄風苦雨的市場對其做法的質疑。

　　有統計顯示，在史美倫上任后的9個月中，證監會出臺了40多個法規條例和處罰決定，全面涵蓋了上市公司、證券公司、證券審計機構、證券咨詢業等。時至今日，這一數字仍然經常被市場人士援引，以此強調史美倫的鐵腕形象。

　　史美倫在證監會期間主要負責發行和上市的監管工作。與證監會發行和上市部門“過招”的都是有著資金饑渴的上市公司以及投資銀行、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物所等被高薪聘請的“高手”，在世界范圍來說它們都為各國證監會所警惕，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不成熟的監管者往往因疏忽細節而埋下隱患。但是，史美倫在其任期內并沒有出過紕漏，她的專業精神和認真態度贏得了業界的尊敬。

　　與此同時，史美倫還加強了證監會原有的巡查制度，將內地1000多家上市公司分區處理，每個巡查員負責幾家，過一段時期再進行調換，以提高巡查員的責任心。

　　史美倫還敦促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重組方案做出新的規定，嚴格限制試圖靠重組圈錢的包裝性重組。此外還規定，重組以后公司如有70%以上的新業務，將被認為是一家新的公司，要重走上市程序，并由發審委審議。

　　然而對于經驗豐富、學識淵博的史美倫來說，真正的“高手”是在這個市場中深層次的國情，這使得她的一些重要舉措最后流于形式，或者僅僅停留為呼吁。

　　上任不久史美倫就提出了在中國的上市公司中設立獨立董事制度。隨后明確要求各上市公司董事會在2003年6月之前至少擁有三分之一獨立董事，在5年內發展一大批獨立董事。

　　目前獨立董事制度已經普遍建立起來，但業內人士對獨立董事所能發揮多大作用持懷疑態度。史美倫最近的言論也承認，在短時期內對獨立董事制度不抱太大希望。她說，3到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后，獨立董事的作用才會顯現。

　　此外，史美倫認為，投資者素質太低也是中國證券市場的一大問題，她呼吁要“緊迫地開展全社會的投資者教育，幫助投資者建立適當的投資知識和提高風險意識”。證監會的派出機構中基本上都成立了投資者教育領導小組。但是，現在的情況仍然是，從市場動蕩的角度出發，比之于改革來說，投資者仍然更希望政策的平和。

　　史美倫之痛與市場之痛

　　有業內權威人士說，兩年來史美倫在政策方面并沒有里程碑式的建樹，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國內地的情況復雜，權力部門對問題的看法亦難統一。

　　第二，史美倫在上任之前已有“循序漸進”的充分準備，以盡量避免對市場的殺傷力。

　　然而，深滬兩市還是自2001年6月以來，蒸發了6000億市值，市場有極端的說法，將其稱為“監管風暴”，并歸咎于“鐵娘子”史美倫。

　　作為資本市場的資深人士，史美倫當然明白中國股市的癥結在哪里，有關人士評價說，問題只是在于她在一開始并沒有完全認識到這些問題盤根錯節的復雜程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史美倫也在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

　　比如，史美倫曾說：“加強監管就是打擊股市，對此我絕不認同。”她后來也有言論表示，沒有意愿、也沒有能力一下子把所有的問題都改正過來。

　　2001年4月上任伊始，史美倫大刀闊斧地提出了改革上市公司治理結構，要真正做到上市公司與大股東在人員、財務和資產的三分開，在關聯交易、利益有沖突時用條例來規范公司行為。

　　以后她開始逐漸強調一些市場早已不諱言的事實，比如：國有企業經重組而成為上市公司大多流于形式，并無實質性改進；它們依然執行政府部門的職能，而非真正成為獨立的實體；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依然由地方政府任命，他們只對地方政府負責，而不對股東負責，等等。

　　理念與現實沖突

　　對于自己在中國證監會的兩年經歷，史美倫自己的評價積極。她說：“大家對證監會以及我本人有很多批評，批評很寶貴，我很珍惜。但有一些批評、評論不夠公允，我想做10件事不可能都錯，做錯的一定要改正，做得對的地方，希望大家多給我們鼓勵的掌聲！”

　　據接近消息的人士說，兩年來史美倫在證監會與同事相處融洽，她說：“中國證監會的人員素質很好，工作勤奮，在許多方面對我幫助不少，而且，任何事情，都有賴全體人員的努力。這方面我感覺很好。”

　　他評價說，史美倫能輕松融入集體之中，這源于她的能力和修為，但在融入文化方面，她遭遇的困難顯而易見。

　　從表面上來看，似乎僅僅是語言的問題。史美倫的母語是粵語，并操一口流利的英語，她的普通話語速慢，跟不上她的敏捷思維；并且詞匯不夠豐富，不足以表現她的閃爍智慧。

　　但是更深的原因來自成長環境以及教育背景。

　　在比較內地與香港監管環境時，史美倫曾委婉表示，香港的市場情況沒有內地那么復雜，因素沒有那么多。比如，與內地做法不同的是，香港上市公司的審批權已下放給香港聯交所，證監會不會干預某個上市公司的上市過程。她同時表示，中國證監會也是一個政府的機構，有它自己的文化。

　　事實上，史美倫的先進理念在中國的資本市場上實踐起來現實根基相當薄弱。而且，盡管史美倫認為自己已經相當溫和，但是中國資本市場的現實情況是，它或許還需要更加的溫和。

　　比如，她認為“一般來講，股市指靈敏的波動與監管者沒有關系的，指數的波動主要是市場及上市公司表現的反映，而監管者所能做到的是為市場提供一個健全的監管架構與環境。當然，有些外來因素也會對股市產生影響，但監管者需要注意的不是這些。”事實上，在上屆監管層后期，對指數還是不得不表示了相當注意。

　　比如，她認為：“對違規行為執法，或許令外界認為動作過大。但我們只是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在所有市場上，監管者要做的就是監管，這是他們的任務。”事實上，中國的市場并不能如此簡單來看，中國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生成相當復雜，非處罰而能一蹴而就。

　　史美倫去留將成為一個話題，在沒有確定之前，一切都只是談論。

　　史美倫簡歷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現年50歲，上海出生，在香港長大，中學畢業后留學美國。

　　1972年獲美國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文學學士學位；

　　1982年獲美國加州圣達嘉娜大學法學博士學位；

　　1983年在美國加州和美國聯邦法院工作；

　　1982-1984年任美國舊金山市Pillsbury、Madisonand、Sutro律師事務所私人執業律師；

　　1985-1990年任美國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香港辦事處律師

　　1991年加入香港證監會企業融資部任助理總監；

　　1992-1993年負責香港證監會有關H股公司于香港上市事宜；

　　1993年時任證監會企業融資部高級總監的史美倫，對于怡和事件采取強硬立場，堅守證監原則，最終迫使希冀回避香港證監會監管的怡和集團只得遠走新加坡；

　　1994年任香港證監會執行董事；

　　1997年時任證監會執行董事的史美倫，領導香港證監會同聯交所共同推動打擊黑莊，使當時的炒風隨之陡然下降；

　　1998年1月1日起出任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兼營運總裁；

　　2001年3月就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