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北京)

　　前不久，杭州市政府共出資900萬元重獎了3位企業家。筆者之所以對這個問題感興趣，是因為從他們對這筆錢的安排不但能看出每個人的價值所在，而且能反映出如此安排背后的體制原因。

　　3位企業家在獲得巨獎后，他們的第一個直接反應(下意識的？)，是擬用這筆錢建希望小學，或者成立一個類似于企業家培訓基金或下崗工人再就業基金之類的東西，總之，是用它來做公益事業。在大陸近來頻頻呼吁“我們為什么培養不出像比爾·蓋茨或邵逸夫之類的企業家”的語境下，3位企業家有多少是出于外在的壓力而這樣想，筆者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樣，他們能夠這樣考慮，這本身就表明我們企業家的一種進步，也就是說，他們能夠意識到在這個商業化的社會里，自己作為公眾人物和“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所應有的那種社會責任感的導向作用。應該說，這是好事。

　　但是，在他們的上述最初想法被杭州市政府否定后，3位企業家所服務企業的身份差異立刻就顯現了出來。青春寶集團董事長馮根生說：“我準備捐，后來市委市政府不讓我們捐，讓它留給自己用。我想我已經68歲了，最多再拼搏幾年，就將完成國有企業廠長的歷史使命。那個時候我有這240萬(要扣20%的所得稅)，就沒有任何后顧之憂，我將非常愉快地結束我的保姆工作。”萬向集團董事局主席魯冠球表示：“放在那里，放在企業里，我想現在是240萬，是不是10年以后變成2400萬，再10年又變成2.4億？我想政府獎給我們這個錢實際上是一個種子，是給我們一種激勵。現在我一定要把我這個企業搞好，一定要把這個零添上去，我要把這個資本增值。”同為投資，娃哈哈集團總經理宗慶后則考慮把這筆錢投向教育，他說：“我想我的用途是再投資，那么主要投什么現在沒想好。因為我還想投教育，想辦個杭州最好的學校，現在正在策劃當中。”

　　三位企業家對240萬的不同處置，實際上正好反映了他們所處企業的性質。先說馮根生，作為國有企業的董事長，在現行的制度約束條件下，如果他不想招致過多麻煩的話，其年薪就只能是在一個社會認可的范圍內，很顯然，這樣的收入水平與其貢獻是不相稱的(此次巨獎就是一個證明)，當然，他也可以通過在職消費的方式來彌補兩者的差額，但在職消費畢竟有個度，過度的消費也會引起麻煩。還有另一個辦法，就是經營者持股，即所謂的MBO，來解決收入與貢獻不相匹配的問題，但這一辦法能否在大陸普遍推行開來，在理論上是存疑的。即使一些試行MBO的企業，目前看來也并非很理想。退一步說，假使MBO能夠解決企業家的激勵問題，但這畢竟也是預期收入，還要看企業未來的效益如何。

　　正因為我們至今找不出一個很好的辦法來解決收入與貢獻不對稱這一國企“頑疾”，致使很多優秀企業家才會在退休時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索取本應自己所得但在理論上卻屬于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權”，從而導致侵吞國有資產的“59歲現象”的出現。前期的褚時健，最近的李經緯都是這一制度困境的犧牲品。馮去年68歲，有了這筆巨獎，至少解決了他退休后的后顧之憂，也就是說，有了這筆錢，他不會再受到那個問題的困擾，從而能夠舉全部之力，為企業發展最后一搏。雖然他沒有把資金投入到生產中，但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給企業創造的價值，也許遠遠會超出這300萬元。所以，馮根生把這筆獎金留給自己使用，對個人而言，是合乎國有企業這一制度安排對他的激勵路徑的；但從整個社會來說，則反映了國企治理制度的缺陷。

　　再說魯冠球和宗慶后。前者是私人企業萬向集團的董事局主席，后者是合資企業娃哈哈的總經理。作為私企老板，魯把這筆巨額獎金進行投資是再正常不過了。對于他來說，不存在馮時刻擔心的那個收入與貢獻不對等的問題，他要使這筆獎金取得作用，最好的辦法就是讓它錢生錢，這是魯在私企這一制度激勵下作出的最好選擇。至于宗，由于他是合資企業的老板，想必收入比馮根生要高(這只是筆者的推測)，因此，馮所擔心的經營者收入問題某種程度上在他那兒應不是問題，這樣，他也就只有通過投資使之得到最大回報，而他和魯的區別，不過是投向什么渠道更能取得更多回報的問題。

　　美國經濟學家曼昆在其皇皇巨著《經濟學原理》的開篇，闡述了“經濟學的十大原理”，其中之四是“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推而言之，人們對不同的激勵會有不同的反應。企業制度其實就是一種激勵形式。不同性質的企業，其激勵是不同的。而作為企業的經營者或企業家，會根據激勵的不同，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對企業家本人來說，其選擇無所謂高下之分，但通過他們的選擇，卻能夠比較不同制度企業的優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