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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股市10萬個為什么之十
水皮雜談
上篇
很久很久以前，我們從媒體上看到了把證券和“垃圾”聯系在一起的說法，那時候我們知道了在成熟市場的美國專門有人收購和炒作“垃圾債券”并且發了大財，名聲雖然不好但卻是贏家。
很久很久之后，我們經常能在電腦屏幕上看到ST和PT直上直下的拋物線圖形，這個時候我們終于明白了“臭豆腐聞著臭吃著香”的深刻內涵。歷史的經驗反復證明了一個真理，“垃圾股”能夠賺大錢，即使遭遇像“水仙電器”退市這樣的惡運，誰又能保證“PT水仙”不會變成第二個“PT振新”呢？
所以難怪，巨虧面臨退市風險的ST或PT股價會比績優股還高；所以難怪只要證券市場沒有行情，ST或PT就會吸引投資者的眼球。
因為，“垃圾股”就意味著重組，而重組就意味著想象空間，而想象空間就是搏取價差的根本所在，換句話說，重組本身就是資本市場的活力之源，生命之水。
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國家股和法人股的“外賣”就是以重組的名義進行的。
當然，“垃圾股”在大牛市中是沒有市場的，因為那個時候大家忙于的是“價值發現”，因此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么“重組”的炒作沒有出現在1996年到1997年的大行情中，而是勃興于1998年的調整市中；因此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么在1996年到1997年的大行情中，上海本地股成了“死亡板塊”，而現在，無論是深圳本地股還是上海本地股都成了弱市反彈的領軍品種。
一個有意思的疑問就是，為什么垃圾股的行情起于1998年，而不是1996年之前的1995年或1994年，乃至更早？
怎么解釋這種現象？
惟一的解釋就是在1998年中國股市開始出現了大面積的虧損公司，而這種趨勢的出現逼使管理層出臺了鼓勵重組的置換劣質資產的措施，反過來這些措施為二級市場的投資者所認識和發掘，漸漸形成炒作基礎，而管理層為了提示風險隨后推出的ST和PT警示標志原意本來是為炒作降溫，但不想反而火上澆油，成為一種“炒作”符號。
比如，最具市場“重組”價值的“垃圾寶貝”鄭百文的虧損就出現在1998年。這個1997年主營規模和資產收益率等指標在滬深所有上市商業公司均排序第一的假典型，1998年創造了每股凈虧損2.54元的中國股市最差業績的“奇跡”，1999年，鄭百文又虧掉9.8億元，再創滬深股市之最。調查表明，鄭百文就是靠作假賬包裝的結果，為了上市，公司曾幾度組建做假賬的班子。1998年，出年終報表時，決策者還想賬面贏利，但實在窟窿太大終于紙包不住火。
再比如，號稱中國證券市場第一案的PT紅光案發也在1998年。這個被成都中院引用《證券法》作出第一例“欺詐發行股票罪”判例的上市公司1997年6月6日成功上市，在招股說明表上，紅光虛構了15700萬的利潤，號稱1998年底彩管擴建項目竣工時將為公司帶來2.8億元的利潤，而實際情況則是半年之后公布了一份每股0.86元虧損的年報，1998年5月4日，也就是上市不到一年就被戴上了ST的帽子。
鄭百文和紅光的共同點都是欺詐上市，不同點在于鄭百文是1996年6月上的市，應了那句股市諺語“一年績優，二年虧損，三年重組”，而PT紅光卻是上市之日既是敗露之時，連那句諺語都沒有熬住。
事實上，從全部上市公司的業績分析看，恰恰就在1998年，平均業績跌破0.3元，從1997年的平均每股0.318元落到了0.281元的水平。從一般規律上看，上市公司的前三年都是高速發展的三年，而三年之后由于當初募集資金基本用盡，企業也往往進入平穩發展期，也就是說事情發生在1998年，但是種子可能卻在1995年或1994年乃至更早就已經種下了。
這就是上市公司改制換湯不換藥的報應。
中篇
很多的老股民都會遇到一個新問題，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想要記住他們的名稱可不是容易的事，不但新的不認識，就是那些老的也會常常因為資產重組而易名，這種現象在上海本地股身上尤其突出。
比如PT雙鹿現在改叫白貓了，PT農墾商社改叫都市股份了，新亞快餐改叫ST同達了，嘉豐股份改叫金豐股份了，他們某種程度上都是1998年前后上海市政府行政干預企業重組的積極產物。
我們知道上海市場有老八股的說法，指的是最早上市的那八家公司，上海市場還曾一度有過“新上海概念”的說法，指的是第一次股市擴容時期上市的上海本地股。不管是老八股還是“新上海概念”都有一些基本特征：公司規模很小，集體企業偏多，傳統行業為主，集中在家電、紡織、百貨、制筆、甚至農業領域，這些公司所處的行業要么不景氣，要么競爭白熱化，總之沒有一家屬于所謂的暴利行業。這種上市公司的結構特征充分反映了上海管理當局對“股市開不好可以關”階段的謹慎心態和精明操作。
當然，精明不等于聰明。事實證明，這種上市公司的結構在1996年到1997年跨年度的大牛市行情中讓上海本地股成為廣大投資者拋棄的“死亡板塊”，上市公司的業績在此前后出現了大幅度的滑坡，上海本地股成為ST、PT家族中的大戶。
PT雙鹿，1996年的年報業績還是0.516元的績優股，1997年就開始報每股1.3元虧損的年報，1998年每股又虧0.07元，1999年虧0.30元，2000年再虧1.166元。
農墾商社，1996年就報虧每股0.397元，此后的1997年報虧每股1.679元，1998年報虧1.68元，1999年索性報出了每股6.17元虧損的“天文數字”，2000年再報每股1.06元的虧損，成為上海市場首屈一指的“五連虧”。
ST永久，1996年還有每股0.01元的“盈利”，1997年只剩0.005元，到1998年已經虧損每股0.63元，1999年數額擴大到每股虧損1.28元，2000年還虧每股0.93元直至2001年5月14日暫停上市。中國是個自行車的大國，曾幾何時，擁有一輛永久也算是在社會上“吃得開”、“混得好”的標志。就是在今天，自行車依然是中國人最常用的代步工具，也是中國出口的拳頭產品，但是擁有這個馳名商標的上市公司卻不得不和上海中路集團這個誕生沒有多少歷史的民營企業置換資產。
PT水仙，已經沒有再提的必要了。值得一說的有兩點：之一，水仙電器，尤其是水仙洗衣機和當年的“永久”自行車一樣都屬于要“開后門”才能搞到的緊俏“商品”；之二，PT水仙成為中國股市第一個退市的股票，最后為中國股市貢獻了一個警示符號，也算是發揮了最后的余熱。
為什么第一個退市的股票要選擇上海的本地股？
說法有很多，但是有一點至少可以肯定，連管理層都覺得不拿上海本地股開刀，不能服眾。
中紡機，1996年年報盈利每股0.08元，1997年是每股盈利0.011元，但同樣在1998年突然報出了每股0.474元的虧損，此后的1999年又報每股0.493元的虧損，至到2000年中期依然報虧0.0315元。2002年2月25日，中紡機公告其第一大股東太平洋機電集團已將38%的股份分別轉讓給了青海東勝化工廠和江蘇南大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轉讓價為每股0.14元。而在二級市場上，消息公布后股價連上兩個漲停，27日收盤價在10.15元，和轉讓價相比呈70：1的懸殊價差。有心人分析，按上市時值11010萬元的投資本金，目前的國有股價值才2739萬，和上市當初相比，國有股縮水8000萬元。青海東勝僅花1294萬元就控股了中紡機，這算不算國有資產流失呢？當然算，但是這個流失的賬卻不能算在重組上，只能算在重組前的體制上，如果不是重組，中紡機的大股東恐怕連這1294萬元都沒有地方去收回，只能眼看著一個企業破產！
下篇
“凈殼”和“并殼”的概念是上海方面發明的。所謂“凈殼”就是剝離上市公司的劣質資產，把上市的“殼”給騰干凈了以便往里面置換優質資產；所謂“并殼”就是把一些相關企業的資產重新整合歸納，騰空一些上市公司的“殼”讓給緊待上市的優質企業。
不管是“凈殼”也好還是“并殼”也好，在當時都飽受爭議，爭議的最集中的一點就是行政的有形之手能不能這樣干預企業的經營，這么干預的話，還怎么提“政企分開”？
不能不說有些質問是有道理的，但從上海上市公司的實際構成來看，所謂“凈殼”和“并殼”不失為一種理性的選擇。
就說“并殼”吧，上海上市公司中主營雷同的很多，商業百貨業的就有一百、九百、商業網點、益生、益民、友誼和豫園商城等，紡織業又有中紡機和二紡機、嘉豐、聯合化纖、三毛等，就連制筆這么一個小行業，但凡有點品牌的全都擠上了上市公司的行列：第一鉛筆、豐華股份、英雄股份還有永生股份。這些企業相互之間有競爭，日子都不好過，凈資產收益率上不去又失去配股資格，再融資功能一旦喪失，上市公司也就失去了和其他企業的競爭優勢，因此調整相同產業方向就成為國家股代表政府必須考慮的事情，這種帶有產業結構性的重組和調整也只有政府出面才能進行。
當然，任何事情都是有代價的。“并殼”是這樣，“凈殼”也是這樣，因為這意味著上海一批排隊上市的公司可以走捷徑上市，但也必須為這些公司的退出墊付成本，很有點“一幫一”的味道，挫傷部分企業積極性也在所難免。
上海方面的政策直接導致上海本地股的活躍交投，直接引發市場重組股的炒作熱潮，這比管理層2000年前后才出臺的鼓勵上市公司重組政策整整提前了兩年，較深圳市政府2001年底出臺的系列方案提前了3年，結果大家是看得到的，上海本地股中的ST和PT已經所剩無幾了，業績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上海的經驗不僅為深圳所仿效，而且為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所采納。今年以來就有四川、陜西、湖南、湖北和重慶的地方政府出面公開重組本地上市公司，一方面他們是為了本地的形象，另一方面如果他們再不出面的話，那么來自于外地的力量就會乘虛而入，比如重慶已經有1／3的重組公司淡出山城，其中華亞被北京公司重組后改名金融街，烏江電力被江蘇企業重組后改名南京科學城。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廣東的上市公司。據統計，廣東上市公司2001年的經營規模雖然有增長，但業績卻較上年下滑達80%，凈資產收益率61家公司平均才為1%，27家上市公司失去再融資資格，粵金曼和宏業退市，科龍電器、有色鑫光、威達醫械、萬家樂、廣州冷機、麥科特被特別處理，廣東已經成為全國退市和ST公司最多的地區，和經濟強省的形象構成極大反差。中國證監會廣州辦公室副主任姚峰日前在《中國證券報》撰文，呼吁廣東方面正確處理行政主導與市場機制調節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推動上市公司優化調整重組、機制轉換方面的主導作用。
姚峰的呼吁有四個出發點。
其一，現階段政府參與推動和主導上市公司優化調整和重組，與自身職能并不矛盾，因為這樣能盡快提升上市公司的業績水平，有效發揮資本市場功能，增強對社會資本的控制力，迅速做大做強龍頭支柱企業，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其二，目前的上市公司大多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上市過程中的不規范和地方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上市后也往往受政府行政干預，形成歷史包袱，這些可以認作改制的成本，作為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地方政府有義務進行清理，甄別、承擔相應的責任。
其三，政府作為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者，有維護經濟秩序、確保社會安定、化解金融風險所引發矛盾、問題和事端的義務。
其四，政府雖然要逐步退出市場，但在目前市場體系、市場機制不健全，市場化程度不高及市場本身會失靈的情況下，也有對市場進行適度調控的職能。
中國有句老話，“解鈴還得系鈴人”，水皮的理解，姚副主任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言之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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